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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们存在于如此久远的年代，只有一些模糊不清而又不完整的传说留传给了后代。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史诗在以后的年代中却被湮没了。
这可以解释为，其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
古老的材料已被散失殆尽，至于以后所有的事件，则用历史的作品取代了传说。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业绩也不可能再激励人们写出一篇史诗，即使亚历山大大帝（Alexa）也有权抱怨说，他再也找不到像荷马这样的人来颂扬他了。
久远的过去年代对人的想象力具有伟大而又令人困惑的吸引力。
每当人类对其现在的环境感到不满时——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们便转回到过去，并且希望他们现在能够证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梦想的真实性[285]。
他们很可能仍然处在其童年时代的魔力之下，人类并非不偏不倚的记忆使他们把童年时代作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欢乐时代。
如果所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称之为传说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记忆，那么，这对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他的想象的欲望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来描绘他希望根据他的意图来再现的那一段时期。
一个人几乎可以这样说，传说越是含混不清，它对于诗人就越有用。
因此，对于传说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重要性，我们不必感到惊讶，通过和决定史诗的方式进行类比，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这个奇怪的假说，正是关于摩西的传说，对犹太人来说，才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变成了对古老的摩西宗教的崇拜。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两种情况仍然是大不相同的。
一方面其结果是一首诗歌，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宗教；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假定，在传说的激励下它就是一种忠诚的再现，而史诗当然不可能为这种忠诚提供副本。
因此，我们的问题足以表明，还需要进行更适当的类比。
（三）类比
对于我们在犹太宗教史中所发现的那些事件的显著过程来说，唯一令人满意的类比存在于一个遥远的领域之中；但这种类比却是很完满的，而且达到了同一性。
在这种类比中，我们再次遇到了潜伏期现象，这是一种需要做出解释的不可理解的表现，即把一个早期出现的，但未被忘记的事件作为一个必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还发现了强迫性的特征，它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同时压制着人的逻辑思维——这是一种在史诗诞生过程中没有描写过的特征。
这种类比在心理病理学中，在人类神经症的产生过程中就可以遇到——就是说，在一个属于个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就可以遇到，而宗教现象必须被看做是群体心理学的一部分。
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类比并不像刚开始可能认为的那么令人惊奇——确实，它更像是一种基本原理。
我们把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遗忘的那些印象命名为创伤（traumas），我们认为，创伤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关于神经症的病因学是否被普遍认为是创伤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
对这种观点提出的明显的反对意见认为，不可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发现，在神经症患者的早期历史中有明显的创伤。
我们一定常常满足于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对影响每个人的经验和要求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变态反应，但其他人是以可称之为正常的另一种方式来对待这些经验和要求的。
当除了遗传的和体质的倾向之外，我们找不到解释神经症的方法时，我们当然倾向于认为，神经症不是获得的，而是发展而来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
首先，神经症的产生一律都可追溯到童年期的早期印象[286]。
其次，有一些情况确实可以作为“创伤”
而区别出来，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追溯到这些早期时代的某一种或更强有力的印象上去——这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常处理的印象，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这些印象没有出现，神经症也就不会出现。
如果我们必须把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仅限于这些创伤性的情况，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足够了。
但是，在这两组（情况）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
要把这两种病因学的决定因素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中是完全可能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给“创伤”
下定义的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只是由于某种数量因素的作用，经验才获得了其创伤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对引起某种不同寻常的病理反应的经验提的要求过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暂时认为，在一种体质中某一事物可引起创伤，在另一种体质中却没有这种作用。
我们便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所谓浮动的“补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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