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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就可以使原始遗产的范围和重要性得到重大的扩展。
经过进一步深思熟虑，我必须承认，我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仿佛我们祖先的经验可通过记忆痕迹来遗传，这是可以毫无疑问地建立起来的，它不依赖于直接的交往，也不依赖于通过设置榜样而施加的教育影响。
当我谈到在一个民族中有一个传说幸存下来，或者谈到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时，我心里指的主要是这种遗传的传说，而不是通过交流传播的传说。
或者至少我没有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别，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竟大胆地无视这种区别。
由于目前生物科学界的态度是拒绝承认习得的性格是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的，因此，我的观点无疑更难以立足。
但是，我必须非常谦虚地承认，若没有生物学进化中的这个因素。
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确实，这两种情况不尽相同：在一种情况下，它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习得的性格问题；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外部事件的记忆痕迹问题——可以说是某种有形的东西。
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绝不可能只想象一种情况而不想象另一种。
如果我们设想在古代遗产中有记忆痕迹的存在。
我们便在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之间的鸿沟上建起了一座桥梁：我们能够像对待个体神经症患者那样来对待各个民族。
即使在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在古代遗产中存在着记忆痕迹（除了分析工作所要求的种系发生的派生物中的残余现象之外），但这个证据在我们看来似乎相当强有力，足以假定这是符合事实的。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将不可能沿着我们涉足的这条道路再往前进一步，无论是在分析中还是在群体心理学中都不可能。
这种大胆的设想却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这种假设：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事情。
我们正在消除人类早期的傲慢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所掘下的那条过于宽大的鸿沟。
如果要对所谓动物的本能[310]做出任何解释，动物的这些本能使他们的行为表现从一开始就能在新的生活情境中生活，仿佛这种情境是旧有的、熟悉的情境似的——如果对动物的本能生活需要做出任何解释，那就只能是，动物把它们物种的经验随之带到了自己的新的生存情境中——就是说，它们保留了对它们的祖先所经验到的东西的记忆。
在人类这种动物身上，其处境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差异。
他自己的古代遗产与动物的本能是一致的，尽管在范围和内容上存在差异。
经过这次讨论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人类早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知道，他们曾经有一个原始的父亲，而且把他杀害了。
现在我们必须回答另外两个问题。
首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记忆才进入原始遗产？其次，在什么情况下它才能成为活跃的——就是说，它才能从本我的潜意识状态进入意识，尽管是以某种改变了的或歪曲了的形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较容易阐明。
如果某一事件足够重要，或者经常得到重复，或者两者兼有，那么，这种记忆便可进入古代遗产。
在谋杀父亲这件事中，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做这样的说明：所有的各种影响都可能与此有关，但并非所有的影响都必然为人们所知，根据对某些神经症中所发生的情况的类推，某种自发的发展过程也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肯定具有决定性重要作用的是通过最近对该事件的真正重复，而唤醒了被遗忘的记忆痕迹。
摩西的被谋杀就是这种重复，以及后来人们想象的法庭对基督的杀害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这些事件便作为原因而处在了显著地位。
看起来，若没有这些事件发生，一神教的诞生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这位诗人的话提醒了我们：
凡是想流芳千古的人，在生活中都必先遭夭折。
[311]
我将引用一个心理学的证据作为最后的说明。
只根据口头交流而留传下来的传说不可能导致与宗教现象有关的那种强迫性特征。
和任何其他来自外界的信息一样，它可以被人们倾听、判断，或者不被考虑；它绝对不可能获得这个特权，即从逻辑思维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在它能够再现时表现出如此强大的作用，使众人全都被其迷住之前，它必然要经历被压抑的命运，要在潜意识中徘徊，就像我们在宗教传说中惊讶地看到、而迄今又无法理解的那样。
而且，这种考虑使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事情确实是以我们试图描述的方式发生了，或者至少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发生过。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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