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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务是观察现实的自我（actualego），并通过理想自我或自我理想（egoidea）测量它——他似乎是不加选择地使用这些术语的（标准版，第14卷，第95页）。
他把许多功能归因于这个机构，包括正常的良心、梦的稽查作用和某些妄想狂的幻想。
在《悲伤与抑郁症》（1917e［1915］）这篇论文中，他进一步认为，该机构应为悲伤的病理状态负责（同上，第14卷，第247页），并且更加明确地坚持认为，它是和自我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而这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就表述得更清楚了。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在这里“自我理想”
本身和与其实施有关的这个“机构”
（agency）之间的区别被放弃了，这个“机构”
被特别地称为“自我理想”
（标准版，第18卷，第109～110页）。
dasüber-Ich[179]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与“自我理想”
相等同的事物（第28页以下），尽管它作为一种实施机构或抑制机构的作用，是在后来才取得支配地位的。
确实，在《自我与本我》以及紧随其后的两三篇更简短的著作发表之后，“自我理想”
作为一个技术术语几乎完全消失了。
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中有两三个句子重现了这个术语，但在这里，我们发现它又回到原始的区别了，因为属于超我的“一种重要功能”
开始表现出来，作为“自我据以测量自己的自我理想的工具”
——这与在论自恋这篇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93页）中自我理想第一次被引入时所用的术语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当我们转向弗洛伊德对超我产生所做的说明时，我们发现这种区别似乎是人为的。
（在第三章）所做的这个说明无疑是本书的一部分，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心灵三分法这一主题。
在此超我被说成是派生于一种转换作用，即把儿童最早期的对象贯注（object-cathexes）转换成认同（或自居）作用（identifis）：它取代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plex）的位置。
这个机制［用自居作用和以前对象的心力内投（iion）来取代对象贯注］最初被弗洛伊德（在研究《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1910c）解释为一种同性恋，一个小男孩通过使自己与其母亲相认同而取代了他对母亲的爱（标准版，第11卷，第100页）。
然后，在《悲伤与抑郁症》（同上，第14卷，第249页）中他把同一种观点运用于抑郁状态。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第七、第八和第九章里，又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认同作用和心力内投做了进一步的、更精心的讨论，但是，正是在本文中，弗洛伊德才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超我派生于儿童最早期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
在确立了他对心灵解剖学的新的解释之后，弗洛伊德开始考察它的含义，在本书的后面几页中他已经这样做了——探讨了心灵的分支结构与两类本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灵的分支结构本身（特别是在涉及罪疚感时）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这些问题中有许多，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将构成随后迅速写出的一系列其他作品的主题。
例如，参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b）、《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现实性丧失》（1924e）以及《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这些均收集在本卷中，还有更重要的《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只是出版得稍晚一点。
最后，对超我所做的更冗长的讨论，以及对恰当地使用“超我”
、“良心”
（ce）、“罪疚感”
、“惩罚需要”
（needforpu）和“自责”
（remorse）这些术语的有趣考察，将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找到。
对本文的早期译本的选录包括在里克曼（Ri）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选》（1937，第245～274页）之中。
第一版序言
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是对我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所开辟的一系列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可以把我的态度，像我在那本书中所提到的[180]，说成是一种善意的好奇心。
在下文的论述中，这些思想和各种分析观察到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而且我试图从这种联系中得出新的结论；然而，本书并没有从生物学中借用新的成果。
而且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比《超越快乐原则》更接近。
其中包含的思想更具有综合性，而不具有思辨（spe）的性质，而且这些思想的目的似乎是雄心勃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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