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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本我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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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常的、有意识的罪疚感（良心）进行解释并没有什么困难；它是以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为基础的，并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进行自我谴责的表现。
可以推测，神经症中如此熟知的自卑感（thefeelingsofiy）可能和这种有意识的罪疚感密切相关。
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罪疚感被过分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理想在其中表现得特别严厉，常常极其残暴地对自我大发雷霆。
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中的态度，和这种类似性一道，表现出具有同样意义的差异。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现自己，但又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所以，这种病人的自我反对转嫁罪责，并在否定它的同时寻求医生的支持。
对此予以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
分析最终表明，超我正受着自我所不知道的过程的影响。
要想发现真正位于罪疚感根基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了对意识的控制，这种印象甚至更加强烈。
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
我们理解这种差异。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问题在于，应受斥责的冲动从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向其表达愤怒的对象则通过认同作用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罪疚感能在这两种神经症中达到如此非凡的强度；但是，这种事态所表现的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
在我们处理了其他病例之后再来讨论它——在这些其他病例中，罪疚感始终是潜意识的。
在癔症和某种癔症状态下，基本的条件就是发现这种罪疚感。
罪疚感用以保持潜意识的机制是容易发现的。
癔症的自我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知觉，它的超我的批判正是以此来威胁它，要采取那种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对象-贯注的同样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种压抑行为。
因此，正是自我应该对这种保留在潜意识中的罪疚感负责。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它把同样的武器转而对准它的严厉的监工了。
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如我们所知，反向作用的现象占主导地位；但是（癔症中的）自我在这里却满足于和罪疚感所涉及的材料保持距离。
人们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大部分罪疚感在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因为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紧密相连。
如果有人想提出这种矛盾的假设，即正常的人不仅远比他所相信的更不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那么，该论断的前半句是以精神分析的发现为依据的，精神分析对剩下的那后半句则不反对人们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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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无疑却是个事实。
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会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
因此，罪疚感不是它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施加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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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超我表现出它和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却有密切关系。
现在关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归之于自我中的前意识字词记忆痕迹，于是，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潜意识的，它是否还能存在于这种字词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们暂时的回答是超我和自我一样，都不可能否认它是从听觉印象中起源的；因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字词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相通。
但是，这种贯注的能量（catheergy）并未到达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的超我的这些内容，而是触及了起源于本我的超我的这些内容。
我们放在后面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超我是怎样主要作为一种罪疚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批评——因为罪疚感是在自我中对这种批评做出回答的知觉）来表示自己，另外，是怎样发展到这样对自我特别粗暴和严厉的呢？如果我们先转向抑郁症，就会发现，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这个人施虐。
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我们应该说，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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