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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对却使我们跨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
也许恰恰因为焦虑有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学功能，以作为对危险状态的一种反应，所以它对不同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
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和人类相比，在那些远离人类的物种中，焦虑是否也包含着同样的感觉和神经兴奋。
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论证以反驳我们的观点：在人类而言，焦虑是以出生过程为模型的。
然而，这一答案却引起了若干进一步的思考。
在焦虑的原初状态中的神经兴奋，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就像在首次癔症发作中所伴随的肌肉运动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一样。
要理解癔症发作，我们只需考察这些运动如何构成癔症适当而方便的动作的情境即可。
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时的神经兴奋通过转向呼吸器官，通过为肺的活动做好准备，并通过提高心率，实际上是在帮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质的侵害。
自然，当焦虑状态后来作为一种情感再现时，它将失去这种方便性，正和癔症发作的反复出现一样。
当个体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情境时，若他以焦虑状态（焦虑状态是对某一早期危险的反应）作为反应，而不是引发出一种适合于新危险的适当反应，那是相当不适当的。
然而，如果危险情境在接近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并且因焦虑的发作而作为一种信号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求助于更适当的措施而立即摆脱焦虑。
因此我们发现，焦虑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的不适当的方式；或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
但“危险”
究竟是什么呢？在出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对生命的真实的危险。
我们知道这种危险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出生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心理的内容。
我们很难假设说胎儿具有什么知识，能认识到在出生过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毁灭的可能。
它只能意识到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广泛的扰动。
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聚集着大量的兴奋，从而使它产生各种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获得更强烈的贯注，从而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对象贯注。
那么在所有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将会被用做“危险情境”
的信号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新生婴儿的心理构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对此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
我甚至不敢确保我刚才所做说明的合理性。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在各种使他回忆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婴儿都会重复他的焦虑情感，关键在于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婴儿回忆起这个事件，以及他忆起的究竟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在什么条件下，处于襁褓之中的或稍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自然地表现出焦虑。
兰克（1924）在他那本论出生创伤的著作中，曾试图努力地在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与出生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
他的理论尤其在两个方面易于遭到反驳。
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时，婴儿已经接受了某些感觉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而当这些印象在后来复现时便使婴儿忆起出生创伤并因而激起焦虑反应。
这种假定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不可能的。
除了与出生过程有关的触觉和一般感觉外，要说婴儿在出生时还能获得其他什么感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根据兰克的看法，如果婴儿在日后因看到小动物进出各种孔洞而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婴儿从其中感知到了某种类比关系。
然而，这种类比关系是婴儿所不能意识到的。
第二，兰克在思考这些日后的焦虑情境时，他总是一会儿强调婴儿对其幸福的宫内存在（intrauterience）的回忆，一会儿又强调婴儿对那个终止这种宫内存在的创伤性干扰事件的回忆，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留有广阔的余地。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某些儿童期焦虑（childhooday）的实例直接反对他的理论。
例如，当一个婴儿单独被留在黑暗中时，依兰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预想，他应该乐于宫内生活情境的这种重构（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婴儿会做出焦虑反应。
如果对此解释说，这种条件使婴儿想起了出生事件对其幸福的宫内生活的中断，那么，对这种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
[310]
在儿童焦虑中，只有很少一些表现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表现，如当一个婴儿独处、或处于黑暗中[311]、或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亲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焦虑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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