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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患者会像其他人一样（像一位学生一样）行事，但这只影响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
毕竟，假如给予他的这种预先的观念与他实际具有的相吻合，那么他的冲突才会被成功地解决，并且他的抵抗才会被克服。
而那些医生推想的错误，在分析过程中将会逐渐地被消灭[428]，并被更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取而代之。
我们试图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避免由于暗示所带来的过早的成功；但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第一个成功。
在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决，记忆的缺失未能填补起来，并且压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来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就算完结了。
我们把太快获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非帮助。
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了它们可依赖的移情作用，我们才算最后成功了。
这个最终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疗有别于纯粹的暗示治疗，使分析可得的疗效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
个人意义上的对暗示的接受无疑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治疗期间，我们不断地与能够将自己转化为负面的敌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斗争。
我们还必须指出，分析的许多单个的发现，虽然可以被怀疑为暗示的产物，却可以从另一个并且无可指责的源泉那里得到证实。
这种情形可见于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们当然不会有受到暗示影响的嫌疑。
这些患者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侵入意识内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从对移情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这样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客观正确性，尽管对此时有疑虑。
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信赖分析，那么你们就不会陷入歧途。
我现在要通过力比多理论的公式来说明治疗的机制了。
神经症患者既无能力享乐，也没有效率——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本来就不能指向于任何真实的对象，而后者则因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压抑他的力比多，而没有力量来表现自己了。
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发生冲突，那么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
因此，治疗的工作在于使力比多从其目前的避开自我的依恋物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服务。
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发现：它依附于症状，这种症状使他得到一时的替代的满足。
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把握这种症状并解除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
为了解除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们必须诊断它们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在动机力量的帮助下（这些动机力量过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们必须将它引向不同的结果。
要对压抑作用做这种考察，就必须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
这种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是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或移情作用中，即过去的冲突的新的表现；患者都喜欢做出与过去同样方式的行为，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种新的解决。
这样移情作用就成为所有斗争的力量相互交锋的战场。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对它的东西都只集中于与医生的关系之上。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剥夺症状的力比多。
由人为建立的移情疾病来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真实的对象也被医生这个想象的对象取而代之。
但是，通过医生的暗示的帮助，围绕着这个对象的新的斗争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冲突出现。
由于一个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自我与力多比之间的隔阂被取消，并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
在力比多被再次从其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解脱时，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对象之上了，而是交给自我掌握了。
这样，我们的治疗工作进入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状转向移情，并集中于这里；第二个阶段，斗争围绕着这个新的对象展开，并且力比多被从中解放出来。
这种对有利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是在这种新的冲突中去除压抑作用，以使力比多无法通过逃入潜意识而再次摆脱自我。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自我由于分析者的暗示的帮助而有了改变。
通过这种解释工作，潜意识的东西被引入了意识；自我乃因潜意识的消逝而得到扩大；并通过教育而与力比多取得和解，这样，自我也愿意使力比多在某种限度内得到满足；由于自我能够使少量的力比多为升华之用，所以它对于力比多要求的惧怕也趋于减弱。
治疗中的事件与这种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它的限制在于：（1）缺乏力比多的灵活性，力比多不愿离开其对象；（2）自恋的稳固性，它不允许对对象的移情超过某种限度。
如果说我们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们身上，并掌握了脱离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么治疗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就更为明确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得出有关从前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的性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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