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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
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那些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症症状的孩子，还是应用于那些尚处于性格发展不顺利状态中的孩子，我们都不曾有所顾虑。
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担心的是，儿童会受到精神分析疗法的伤害，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活生生的主体身上证实我们在成人案例中（可说是从历史资料中）所推测的东西。
而儿童也受益匪浅。
实际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而言，儿童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治疗对象，其疗效彻底而持久。
当然，成人设计的治疗技术必须做大的改动，从而能适用于儿童。
儿童在心理上迥异于成人。
因为他尚未拥有超我，故而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异于成人（因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
成人所反对的那种种内部抵抗，在儿童身上大部分都为外在的困难所取代。
如果父母使自己成为这种抵抗的工具，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经常会受到威胁。
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与对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
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
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况的产生[145]。
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去寻找出路[146]。
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
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至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
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
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
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
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
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
[147]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
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一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
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
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
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抑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
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
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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