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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将历史讲述到大约191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
只是在第三章中，弗洛伊德才开始讨论那些持有异议的观点，首先是阿德勒的，然后是荣格的观点，并且指出了他们同精神分析的研究发现相分歧的那些基本方面。
在这最后一章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发现弗洛伊德采纳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好战的语调。
鉴于他在前三四年的个人经历，这种不同寻常的心境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惊奇的。
关于阿德勒和荣格观点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另外两本与本书同时代的著作中找到。
在《论自恋》（1914c）一文中，该文和《精神分析运动史》几乎是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撰写成的，在第一章末尾（第79页以下[191]）出现了与荣格发生争论的一些段落，而在第三章开始则出现了一段与阿德勒争论的类似的段落。
关于“狼人”
（1918b）的案例史主要是在1914年底写成的，尽管只是在1918年才出版（又增加了两段），这个案例史的构思主要是对阿德勒和荣格进行实证的驳斥，还包含着许多对他们理论的抨击。
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争论的散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在说明性的或半自传式的作品中），但是这些材料总是较枯燥乏味，而且范围并不太广泛。
但必须提到，在弗洛伊德关于“鞭挞幻觉”
（beating-phantasies）《“孩子挨打”
：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1页以下）一文的最后一节，对阿德勒关于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的观点做了严密推理的讨论。
关于本书的纯历史的和自传的部分，我们必须说明，弗洛伊德在《自传研究》（1925d）中所持多少与本书有些相同的立场，但在某些方面对本书做了补充。
当然，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探讨，读者必须参考厄内斯特·琼斯的3卷本的《弗洛伊德传记》。
我们并不想在本译文的脚注中重述那本著作中已经包含的同样观点。
第一章
对于我打算在这里对精神分析运动史所做的这种阐述的主观性，谁都无需惊奇，同样，对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无需任何人感到惊奇。
因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创造；十年来我是唯一关心它的人。
我的同时代人对于这种新现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满，统统以批评的形式倾注到我的头上。
尽管长期以来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却以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灵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称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什么其他名称才能更好地描述它。
在这样驳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冷漠无情的侵权行为之后，我打算把引起这本《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的编辑和版式发生改变的那些事件间接地告诉它的读者们。
[192]
1909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一所美国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193]，这对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而且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当时宣称，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荣誉还应归于其他人，应归于约瑟夫·布洛伊尔。
当我还是一个正忙于通过考试的学生时（1880～1882），布洛伊尔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
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表示得太过分？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习惯于做的那样进行下去：即把布洛伊尔的“宣泄法”
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准备阶段，把我放弃催眠术和引进自由联想（freeasso）作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开始。
无论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对它的变更作为开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这些毫无趣味的事情，只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对者们有一种习惯，他们时常认为，精神分析技术毕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尔发明的。
当然，如果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发现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对精神分析的否认加以这样的限制，那么，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始终是我独自的研究。
我从未听说，由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中分担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当程度的批评和凌辱。
正像我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独到特点的真正创立者。
我很高兴能够补充说，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我在创立这个备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来自布洛伊尔本人，或者都没能得到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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