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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
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
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
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
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
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
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
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6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
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
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
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
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
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
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Roux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
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
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
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
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
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
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于另一个特殊的本能因素，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有趣的分歧。
从理论上讲，可以假设任何种本能都可以产生同一压抑和相应的结果。
但是观察表明，就我们的判断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总是源于性本能。
神经症症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不是对某种性冲动的代替满足，就是用以防止这一满足的手段。
这些病症照例是两者的调和，而且符合潜意识中两个相反力量之间的运行法则。
目前，我们理论中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补。
我们的结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即大多数的**冲动不是单纯的**性质，而是与破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
然而，毫无疑问，在生理上表现为性欲的本能在神经症的起因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至于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尚有待于确定。
同时，务必牢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机能像性欲一样为人们激烈地和广泛地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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