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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前线回维也纳。
一个老患者听说我在镇上，就邀请我去给他看一下病，因为，他还在因病卧床。
我应邀去看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小时。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有病的男人问我应付多少诊费。
‘这是在我回家的路上，现在并非行医，把我当做来看你的朋友好了。
’我回答。
这个患者犹豫了，毫无疑问，他感到自己无权利将这种职业服务当做朋友间的探视；但最后，他还是很感激地接受了我的好意，并为自己能够节省一些钱而高兴。
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这么做无疑也是正确的。
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慷慨举止的真实性——我难以对此加以解释——我上了x路电车，之后，又要换乘Y路电车。
当我在换车的地方等车时，我完全忘记了收费的事情，心里想的只是这个患者的症状。
我要等的车来后，我上了车，但是到了下一站，我不得不再下车，事实上，在上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是X路电车而不是Y路电车，因此我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即我没有接受诊费的患者居住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明显是想收取诊费的。”
16.我也玩弄过和例14同样的戏法。
我答应我的那个一向严厉的哥哥：今年夏天，我要长途跋涉到英国的一个海滨避暑胜地去看望他，他接受了。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必须走最近的路线，并且不在路途上耽搁时间。
我问他是否能在荷兰停留一天，但他认为最好是在回去的时候在荷兰停留。
这样我便坐车由慕尼黑出发，经过科伦到鹿特丹和荷兰湾，再由此出发于星夜乘船去哈维奇。
途中，我要在科伦换车，下车后，我便去找到鹿特丹的快车；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我问了很多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仍没有找到，我完全失望了，心想我一定是错过了这趟车。
事情已经如此，我想是否应在科伦住一晚上，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为，出于子女的一片诚心——因为据我的家族的历史，我的祖先在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从这个城市逃了出来——我决定乘下一班车到鹿特丹去。
车到达后的时候是深夜，我不得不在荷兰停留一下。
这一天的时间满足我的这个夙愿，我可以在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看到雷姆卜兰特的巨幅绘画。
到了第二天上午，当我要乘车跨越英国的时候，我回忆起来，在科伦车站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大的标牌，上面写着“到鹿特丹、荷兰湾”
。
这个标牌就在我下车的站台几步远的地方，那里停着我要等待的继续我的旅行的车。
尽管这个标牌非常醒目，而我仍像一个瞎子一样在其他地方寻找。
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与我哥哥的要求相反，在我的潜意识中，一方面出于子女的孝心，想在科伦停留一个晚上；另一方面，出于对雷姆卜兰特的崇敬，这些都促使了我的这个失误行为的发生，由此使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一次，我要用幻灯片为一个村的村民做一次讲座，但这个讲座因故推迟一周。
我在回信中说明了推迟的原因，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这次讲座的时间。
我很想下午到达这个地方，这样我便可以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居住在这里的作家。
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空余的时间，因此，我只得放弃这次拜访的念头。
就在我要去讲课的那个晚上，我匆匆忙忙拿着幻灯片到车站去赶火车，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一般，在我因事耽搁而要赶车的时候，都是叫出租车的）。
当我到了目的地，我感到有点奇怪，没有一个人到车站接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讲座推迟了一个星期，这一天是原来确定的讲课日期。
我抱怨自己怎么会如此的粗心，那么，是否要赶下班车回家呢？经过仔细的考虑，我想这正好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下我很想拜访的作家，因此，我便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是我的那个原本无法实现的愿望，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携带着幻灯片及自己的匆忙，将自己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很好地伪装起来。”
或许可以这样想，我们已经对此做出解释的这些误差的例子，为数并不太多，也不特别重要。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是否可以将我们的这一分析推广到对一些重大判断的误差的解释上，如人们生活中的重大的抉择或科学上的关键判断。
只有那些为数很少的，有最好的适应性的人，才有可能防止外界客观画面的歪曲，这种歪曲往往发生在那些有辨别力的个体身上。
第十一章混合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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