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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强迫性自我责备是不无道理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轻易地否定或摆脱它们。
并非哀悼者真的要对死亡负有责任，或真的是失职了，就像那些自我责备所说的那样。
不过在她的内心中依然存有某种东西。
它不因死亡的发生而产生不满，若有足够力量的话，或许它还会早日促成死亡的发生。
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愿望。
而在死亡已发生之后，责备作为一种反应完全是针对这种潜意识愿望的。
差不多在每一个对某个人产生强烈情感依恋（emotionalattat）的事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柔情蜜意的背后，在潜意识中，隐藏着敌意（hostility）。
这是人类情感矛盾的经典性例证，或曰原型（prototype）。
这种矛盾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之中；正常情况下，它不至于强烈到引起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强迫性自责。
但是，在素质中积累多了，它就会在我们与至爱之人的关系中，在事实上人们鲜知难料的地方，明确地体现出来。
因此，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假设：这种原发性情感矛盾的大量存在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有关塔布的讨论中，我常常为了对比而提到这种倾向。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动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人们的观念中，新死的人的灵魂会变成恶魔，活着的人因此感到有必要以塔布来保护自己，防范恶魔的敌视。
让我们设想，原始民族的情感生活也正是以一定程度的矛盾现象为特征的，而这种矛盾现象与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强迫症患者身上所发现的矛盾现象是不相上下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那些未开化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居丧之后，为何要对类似于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自我责备在潜意识中流露出的那种敌意，做出防范性反应。
然而，不同的原始民族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在潜意识中以对死者之死感到满足的形式而痛苦地感受到的敌意。
对敌视的防御形式是，将它移置到敌视的对象上，即移置到死人身上。
这种在正常的和病态的精神生活中都很常见的防御过程，叫作“投射”
（proje）。
因此，活着的人否认自己曾对所爱的死者心怀敌意，倒是死者的亡灵怀有这种敌意，并且在居丧期内始终都在伺机害人。
尽管未亡人通过投射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但是他的情感反应却显露出惩罚和懊悔的特征。
这是因为他本身成了恐惧的对象，要自我否定并受到限制，当然这一切已部分地被乔装打扮成针对满怀敌意的恶魔的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因此再一次看到，塔布是在矛盾情感态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和其他塔布一样，附着于死人的塔布是经由对所发生的死亡的有意识的哀痛和潜意识的满足这二者之间的对抗而产生。
既然这就是亡灵怨恨的根源，那么亡灵生前那些最亲近的未亡人自然也就最害怕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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