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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东西显然被隐藏在暗示的屏障（或屏幕）后面。
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当下流行的两种思想那里得到支持。
首先，一个群体显然被某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本质除了归之于把世界上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外，还能更好地归之于什么别的力量吗？其次，如果个人在一个群体中放弃他的独特性，让群体的其他成员通过暗示影响他，那么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确是这样，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其他成员融洽而不是对立——以至于他也许毕竟是“为了爱他们”
[107]。
第五章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
我们从我们对各种形态的群体所知的东西中可以回想起，区分非常不同类型的群体和它们不同的发展路线，这是可能的。
有非常短暂的群体，也有持续甚为长久的群体；有同质的群体——由同一类型的个人所组成，也有异质的群体；有自然形成的群体，也有人为的群体——需要外部的力量使人们集合在一起；有原始的群体，也有具有确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
但是因仍须解释的各种理由，我们愿意特别强调一下该主题的作者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区分：我是指在无领袖的群体和有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区分。
与通常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不选择相对简单的群体形式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而是从高度组织化的、持续存在的和人为形成的群体出发。
这种群体结构最有趣的例子是教会——信徒团体——和军队。
一个教会和一支军队就是人为形成的群体，即是说，需要某种外部力量使它们免于解体[108]，并阻止其结构的改变。
通常，就一个人是否想要加入这样一个群体而论，是没有商量或选择余地的。
任何离开群体的企图，通常会遭到迫害，或严厉惩罚，要不就给群体附加十分明确的条件。
不过，探寻这些团体为什么需要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问题，完全不在我们此刻的兴趣之内。
我们只被一种情形所吸引，即以上述方式防止解体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十分清楚地观察到的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在其他场合中是深深被隐藏着的。
关于军队的力比多结构的这种理解恰好会遭到反驳。
其反驳的根据是，像人们的祖国、民族的荣誉等那样观念——它们在组合军队过程中起如此重要作用——在这一概念中没有地位。
我们的回答是，这是群体联系的不同例子，而不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例子。
因为伟大将军像恺撒、华伦斯坦（Wallenstein）或拿破仑的例子表明，这样的观念对一支军队的存在并不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此刻将触及主导观念替代一个领袖的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忽视军队中的这种力比多因素——即使它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似乎不仅是理论上的疏忽，而且也有实际上的危害。
正像日耳曼科学那样非心理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可能不得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这种结果。
我们知道，劫掠德国军队的战争神经症被认为是个人对要求他在军队中起作用的一种反抗。
根据西梅尔（1918）的意见，可以认为这些人被他们上司的虐待是这种疾病发生的主要动因。
如果在这一点上力比多要求的重要性被更好地估价，那么“美国总统的14点”
幻想性允诺也许不会如此轻易地被相信，而德国领袖手中的名声赫赫的工具也不会崩溃了。
[110]
我们将会注意到，在这两种人为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通过力比多一方面与领袖（基督、司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群体的其他成员联系起来。
这两种联系怎样彼此关联起来，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和同样的价值，怎样从心理学上描述它们——这些问题必须留待以后探究。
但我们现在要冒险地适当责备一下早期的作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地估价群体心理中领袖的重要性，而我们自己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第一个主题使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看起来，似乎我们是在走向解释群体心理的主要现象——在群体中个人缺乏自由——的正确道路上。
如果每一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关联起来，那么我们将毫无困难地把在他人格中观察到的改变和限制归结为这种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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