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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哲学家们花费多大力气，他们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境。
只有病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属于某种确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渐导致某种改变。
不觉天黑了仍在赶路的旅行者可能会在黑暗中唱着歌，否认他自己害怕；但尽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远的路了。
让我们再回到自我问题上来。
[267]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归咎于我们做了过分严格的抽象，归因于我们对于事实上非常复杂的事态，时而把注意力转向这边，时而把注意力转向那边。
我认为，我们把自我同本我区别开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于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们有一些考虑。
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过是本我中特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本身和整体截然不同，或者在两者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裂，那么，自我的弱点就变得清楚了。
但是，如果自我保持着与本我的联系，且不能与之分离，那么，它就会表现出它的力量。
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的；当它们之间出现紧张或冲突时，一般说来我们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
在压抑中带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自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本我则不是。
确实，自我是本我组织上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把本我和自我描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假设，当自我试图借压抑来压制本我的一部分时，那么，本我的其余部分就会来援救处于危险中的部分，并且同自我较量，那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
这可能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但肯定不是压抑中所发生的最初情境。
一般说来，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孤立的。
虽然压抑的行动表现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无力、本我的各种不同的本能冲动怎样不受影响，但对于由于压抑作用而转变成为症状的心理过程来说，现在却保留在自我的组织之外，并且独立于它。
我们确实可以说，不是这个过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这种治外法权般的同样的优惠；每当它们与自我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起联想性的联系时，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将不会把那一部分拉到它们跟前，并且以牺牲自我来扩展它们自己。
我们早就熟悉的一种类比是把症状比作一种异物，它持续不断地在它所置身的组织中发出刺激和反应。
[268]有时候则发生这种情况，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而进行的防御斗争，会随着症状的形成而结束。
就我们所见，这种情况在癔症转化中最为常见。
但通常，后果是不同的。
最初的压抑行动之后紧跟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事，针对本能冲动的斗争延续为针对症状的斗争。
在这场次要的防御斗争中，自我以矛盾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两面性。
它所采纳的一条行为路线起源于这一事实，其本性强迫它确定必须把什么视为企图恢复或企图调解。
自我是一种组织。
它建立的基础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影响。
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现出它起源于冲动的痕迹，这种冲动要求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统一体。
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这种结合的要求在比例上变得愈益强烈。
因此，自我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并且借助于这些结合把它们合并到其组织之中，竭力防止症状分离出来成为不相容的东西。
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在形成某种症状的活动中已经起作用了。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实例是那些癔症症状，它们已经表现为在满足的需要和惩罚的需要之间达成的一种妥协。
[269]这种症状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自我中，因为它们满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着被压抑的东西所占据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组织中去的观点。
它们是一种有混合驻军的边防站[270]（无论这些最初的癔症症状在这些方面是否是建设性的，都值得我们非常仔细地加以考察）。
现在自我的行为表现说明，它仿佛认识到症状已经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力地接受这种情境，并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
它对症状进行适应——对与它不相容的内部世界的这个方面进行适应——就像它在正常情况下对真实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样，它总可以发现许多这样做的机会。
症状的存在可以对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可利用症状来满足超我的某种要求，或者拒绝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种要求。
症状逐渐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们发现，提出自身（self）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来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结合，越来越成为自我必不可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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