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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他们所能期待那些情感带来的全部好处会产生更多的快乐，由于这种真诚的宽宏大量为那些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尊敬的人所爱戴和尊重，从而也会激起更多的感激之情。
因此，若失掉了那些好处，不仅仅只是失去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失去了一些东西。
所以她们的快乐和随之产生的感激之情当然不是十分完美的。
因此，若其他一切情况都一样，只是在助人失败的朋友和助人成功的朋友、最高尚和最优秀的心灵之中，偏爱助人成功的朋友的某些感情会存在细微的偏差。
不仅如此，且在这一点上，人类是不公平的，导致人们即使会得到希望的利益但不是靠某个特定的恩人得到，就会对这个具有世上最善良的意图而未能进一步提供帮助的人毋须多加感激。
这种场合，对他们影响不同的人分享着她们的感激之情，所以她们只须略表感激。
人们常说，我们确信想帮助我们的人会竭尽全力。
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感激他，因为他人并不同意，他所做的也并非会有利益。
如果公正的旁观者考虑到这一点，也会认为他们比比对行为者抱有太多感谢。
如果一个人尽力给被人帮忙而没有取得成功，他自己也不会指望受帮助的人会对他有多少感激，也绝不会像帮忙成功的人那样感觉到自己有助于他人的优点。
即使是对于那些充分相信自己有能力造福于人类人来说，一旦他们的才干和能力的优点由于某些偶然事件的妨害而未能产生效果，这种优点似乎也多少会变成不完美的。
那个遭到朝廷大臣的妒忌而未能在和祖国的敌人作战中获得巨大胜利的将军，后来一直悔恨战机的丧失和延误。
他的悔恨并不仅仅是为了民众，而是痛惜没能完成一个不仅在他看来，而且在其他人看来都将使自己声名大增的行动。
这些想法不能使他满意，同时也不能使别人满意：计划或谋略全部有仰仗于他的才能；完成它并不需要具备比创造它所需要的更多的能力；而且只要容许他以各种可能采用的方法去完成它，并且准许他继续干下去，那么成功是毫无疑问的。
他毕竟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计划和谋略；尽管他也许会因为拟定了一个宽仁而又伟大的作战计划而得到各种嘉许，但是他仍想表现只有完成一个伟大行动时才能真正表现出来的优点。
在一个人几乎要把公众所关心的一件事情办成的时候，削弱他办事的权限绝对是最可恨的不义行为。
我们觉得，因为他已经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就应该由于这件事情的完成给他记大功。
庞培在卢库卢斯取得胜利时当选为执政官，并把那些应属他人的幸运和勇敢的荣誉集于己身，而遭人反对和质疑。
据说，当卢库卢斯未获准完成那一征服战争的时候，甚至连他的朋友也认为他的荣誉似乎是不完美的。
卢库卢斯的勇气和行动早已把这个战争推进到几乎任何人都能将它结束的地步。
如果一个建筑师的设计根本没有被付诸实施，或者这些设计被稍许改动导致了建筑物效果的减弱，他必然会感到羞辱。
然而，设计完全是建筑师的事。
对于行家来说，和在实际施工中一样，在设计中也能充分展现出他的天才。
不过即使对最富有才智的人来说，设计也并不一定能给他带来与建成一座辉煌壮丽的建筑物媲美的快乐。
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可以表现出相同的天才和鉴赏力。
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从前者得到的乐趣有时根本比不上后者带来的惊奇和赞美。
我们相信许多人的才能要高于凯撒和亚历山大；相信他们处于同样的环境中能够作出更伟大的行动。
但是，我们并不会以惊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在所有的时代和国家里，人们都会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上述两位英雄，发自内心的冷静的评价还可能使我们更加赞赏他们，但是他们却缺少伟大行动的光辉带来的这种赞赏。
卓越的品德和才干并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同卓越的业绩一样的效果，就算是对承认这种卓越品德和才干的人也不能产生同样效果。
就像在忘恩负义的人看来。
如果有人愿意行善却未能成功，其优点好像会因失败而缩小；企图作恶而未能成功的嗯，其缺点也一样会缩小。
犯罪是唯一的例外。
这种罪行直接影响政权本身的存在与否，当局对它的态度当然要比对其他任何罪行都更加小心地加以提防。
在处治叛逆罪时，君主所愤恨的是它直接危害于他本人；而在判处其它罪行时，君主所愤恨的则是它危害于别人。
在前一种场合，他所发泄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愤恨；在后一场合，他的愤恨只是由于对自己的臣民的同情和体谅。
所以，在前一场合，因为他是为了自己而处罚罪犯，所以他所作的判决很容易比公正的旁观者所能同意的更加严厉和残忍。
而且，在叛逆罪较轻的情况下，他也会勃然大怒，而且跟在其他情况下不同，他不能等到罪行发生，甚至不能等到作出犯罪尝试就勃然大怒。
一次图谋叛逆的商议，甚至仅仅只是一种叛逆的企图，只是一次叛逆的谈话，虽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在许多国家都是要受到同犯下实际叛逆罪一样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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