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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只是有所图谋而未予尝试的其他任何罪行，根本不会得到什么惩罚，更谈不上什么重刑。
可以这样说，确实没有必要将设想犯罪的图谋和犯罪的行为归为同样的邪恶行为，因此不应使它们遭到同样的惩戒。
也可以这样讲，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时，我们能够做出许多自己感到全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还能够采取各种措施来完成它们。
然而，当叛逆的图谋已经发展到进行最后尝试的程度时，这个理由就不能够成立了。
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会将一个用手枪射向他的仇人但未击中的人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苏格兰古老的法律，即使那个人击伤了对方，如果后者没有在随后一定时期内死亡，前者也不应被判处死刑。
但是，人们对这种罪行的愤恨之情是那么地强烈，以至于对那个表明自己会犯这种罪行的人的恐惧是如此之大，导致在所有国家里只是企图犯这种罪行的人也会被判处死刑。
可对那些企图犯较小罪行的人的判处，却往往很轻。
那个小偷在把手伸进邻人的口袋行窃之前被人当场抓住，对他的惩罚仅仅是使他丢脸而已。
如果他有时间偷走一块手帕，那么面临他的就是死刑了。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人，在邻人的窗前置放梯子、尚未进去就被人发觉，也不会被处死；企图强奸妇女的人不会受到像强奸犯同样的惩戒。
虽然诱奸妇女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企图诱奸一个已婚妇女的人却根本不会受到惩罚。
我们对仅仅是企图造成危害的人所产生的愤恨，很少会强烈到让我们为使他受到跟实际造成危害的人相同的惩戒而出庭作证。
假如他真的做了那件坏事，我们就自然地认为他应该受到那种惩罚。
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随着判决而来的高兴减轻了对他残暴行为的愤恨；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对有人遭到不幸感到的痛苦增强了对他的残暴行为的憎恶。
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因为他的意图同样都是相当罪恶的，所以他实际存在的缺点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存在着一种不那么规律的东西，并且，我认为，所有最文明的国家的法律都和最野蛮的国家的法律一样，有一种必然的用来减刑的条例。
无论在什么地方，文明人自然的愤怒不会因罪行的后果而增强，而他们从仁爱出发总是会有意免除或减轻惩罚。
相反的是，当某种行为并未发生实际后果时，野蛮人对它的动机往往不怎么敏感或追根究底。
如果一个天良未泯的人由于一时冲动，或者受坏人**，曾经打算犯罪甚至有过实际行动，但幸运地因为一些无法阻止的偶然事件或人而尚未完成，如果他良心尚存，就一定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把这个偶然事件看做是对他自己的一个明显而重大的解救。
他会非常感激地想到，神曾经如此仁慈为怀地把他从正要深陷下去的罪恶之中挽救了出来，并使他在有生之年不致于满怀恐惧、自责和悔恨。
虽然他并没有真的犯罪，但是感受到了同犯罪一样的内疚，就像他实际上犯下了曾下很大决心去干的那桩罪。
虽然他知道并不是因为自己善良阻止了犯罪，但是想到罪行并未发生，就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
他依然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多大惩罚，招致多大的愤恨和责难。
这种幸运或者减弱了、或者消除了他的一切负罪感。
回想起自己曾对这一罪行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他感到再也没有其它结果能比这使他把免于犯罪看作更重大而更不平凡的奇迹。
因为他仍然可以想象自己已经免于犯罪，并且抱着那种惶恐的心理（处在安全之中的人有时可能抱着这种心理回想起自己曾处于灾难边缘这种危险境地）回顾他那平静的心灵所面临过的危险，一想到这一点，他就会觉得胆战心惊。
2．这种命运影响的第二种后果是：当行动者的行动偶然引起我们过多的快乐或痛苦时，除了由引起行动的动机或感情造成的后果之外，还会促进我们对行动优缺点的感情。
然而，那种行动让人感到快或不快的结果虽然在行为者的意图中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或责备的东西，起码至少没有达到值得我们加以称赞或责备的程度，它还是经常会给行为者的优缺点投上某种影像。
所以，就连带来坏消息的报信者也会使我们感到不快；相反，我们对带来好消息的人会产生自然而然的感激之情。
在某个瞬间，我们把这两者看成是我们命运好坏的根本，多多少少会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就像他们真的造成了这一结果，实际上他们只是报告了这个结果而已。
最早给我们带来愉快消息的人自然变成了暂时的感激对象：我们热烈而满怀深情地拥抱他，在感受到幸运的瞬间，就像得到了某些重大的帮助一样，高兴地给予报答。
根据所有朝廷的习惯，带来胜利消息的官员都是有资格得到引人注目的晋升，因而在外作战的将军总是挑选一个他最看好的人去完成这一美差。
相反，最初为我们带来悲伤消息的人自然地成了暂时的愤恨发泄对象。
我们不可避免地带着烦恼和不安的神情看他；粗暴无礼和不讲道理的人往往会向他发泄他的消息所引起的愤怒。
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砍掉了那个最早向他报告令人生畏的敌人已经逼近消息的人的脑袋。
当然，用这种方式来处罚带来坏消息的人，看来绝对是野蛮残忍和毫无人性的；但是，报答带来好消息的人却并不会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认为这对于国王的恩典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可是，既然前者没有什么过失，后者也没有什么优点，为什么我们的做法会这么不同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理智好像都足以使我们允许别人流露友好仁慈的感情；但是要我们对别人发泄不友好的、狠毒的感情产生同情，却都需要具有极其坚强的、丰富的理性。
除非那个邪恶和不义的个人意图企图直接针对它们的合宜对象，虽然我们一般不愿意去谅解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狠毒的感情，主张规定决不允许这些感情发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终究还是会放宽这种严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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