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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决断是完全正确、无与伦比的。
所以，当这些皇家改革者去考虑自己国家的体制时，那些有碍于他决策执行的东西就是最坏的。
他们完全忽视柏拉图的神圣格言，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建的，而不是他们为服务国家而存在。
所以，扫除那些障碍，减小贵族威信，掠夺权力，使国家中所有的人都无力反抗他们的统治，才是他们改革的真正目标。
第三节论普遍的仁爱
即使我们有用的善行很难超出自己的国家以外，但是，我们的善意却不受边界的限制，相反，甚至可以俯仰宇宙。
我们无法想象存在一种无害的有知觉生命，它们的幸福我们并不向往；它们的痛苦我们并不厌恶。
当想到有害的有知觉生命时，我们会自然地产生憎恶。
实际上，我们产生的这种憎恶正是由普遍的仁爱所引起的，正是由我们对其他无害而有知生命的不幸与怨恨所感到的同情引起的。
有些人不相信有个伟大仁慈智慧非凡的神，不相信他直接关怀着、保护着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相信他指引着人们自然的活动，不相信他决意在任何条件下都尽力保持世界的幸福，不相信他自身永久的完善性。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无论那种普遍的仁爱有多么的高尚，有多么的慷慨，都是不可靠的幸福之源。
相反地，最令这种普遍仁爱沮丧的便是这种怀疑的想法，认为没有上帝之父。
因为如果照这种想法说的，那么，所有未知的无限空间里都充满着无尽的苦难和不幸。
再繁华灿烂的辉煌文明，都不可能驱散这样可怕的观念，它们始终将人们笼罩在阴影里。
但是，在有智慧和品德的人看来，即使是最令人不幸的忧伤，也不会使他的快乐消失。
这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普遍仁爱的真实存在。
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所属阶层或团体的整体利益。
同样，他也愿意牺牲所属阶层或团体的利益来满足所属国家的更大的利益。
所以，他愿意为了世界的最大利益去牺牲一切有意识有智慧的生命，愿意牺牲一切次要的利益以满足更大的团体利益，尽管那些生命是由上帝直接管理和指挥的。
如果他习惯了这种信仰，那么就会感到，这个智慧仁爱的神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恶毒放入社会体系中，也就是说，这个恶对于普遍的善来说是有用处的。
所以，他会把自己、自己朋友和自己国家身上的一切苦难看作对世界繁盛有用的。
那么，倘若他认识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关系的话，甚至会把它们当作是应当热情期盼得到的东西。
无论从哪方面看，对宇宙伟大智慧者的顺从都没有超出人类的天性范围。
比起走向没有困难与挑战的地方，优秀的士兵怀着对将军的爱戴与信赖，迈向死亡之谷要更加快乐和蔚然。
第一条路上，他们只能感到如同平日里的乏味；而第二天路上，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努力，能感受到自己正迈向最高尚的心境。
他们相信，若不是为了整体的安全和战争的需要，他们的将军是不会命令他们这样奔赴战场的。
这样，他们甘愿牺牲自己卑微的身躯，来换取团体更大的幸福。
他们深情地相互告别，祝愿同伴幸福快乐，然后惟命是从，甚至愉悦地欢呼，奔赴那个辉煌光荣的死亡战场。
但是，所有的指挥者，也不能比指挥宇宙的神更受信任，更受爱戴，更受尊敬。
有智慧的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应该这样想：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同胞仅仅是被安排在这个困境面前而已；如果对整体没有好处的话，他们是不会被这样安排的；他们该做的不仅是谦逊的服从，而且要尽力满怀愉悦地接受。
一个有智慧的人，肯定可以做到一个优秀士兵时刻准备好去做的。
但是，对庞大宇宙的管理，对有知觉有智慧生命的普遍关心，是上帝的职责，而不是人类的。
人的职责是对自己、对家庭、对朋友、对国家幸福的关心。
这虽然比较低级，但更适合人类微弱的力量和其狭隘的理解力。
人们不该因思考其他东西而受到指责，他可以忙着思索更高尚的事情，但是决不能忽略这些低级的事物。
据说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曾经反对马尔库斯·安托尼努斯，因为后者正是由于忙于哲学的思考和宇宙幸福的冥想，才忽略了罗马帝国的繁荣发展。
总之，无论喜欢沉思的哲学家思考得多么深远，也还是无法弥补其忽视细微现行义务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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