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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翻译的人员可以有几种组合，由“懂梵文而且懂中文或不懂中文者”
与“懂梵文而且懂佛学或不懂佛学者”
两组人的各种排列组合而成，这种翻译方式非常不可靠。
玄奘根据当时这种既有的形式，拟订了一份更合理的计划呈给太宗核准。
计划大体如下：玄奘担任主译，下设证义（负责译语与梵文原义的核实）、缀文（负责汉语的文辞修改及文体语气的连贯）、笔受（负责主译人口译时的记录工作）、书手（负责缮写）。
除此之外，玄奘还特地要求指派一名中文的字学专家和一名梵文专家。
若要加以归类，这两位专家可归入证义部门，一般的证义人员只需懂得或能背诵大、小乘经论，而这两位专家则除此以外还必须有文字语言学的修养，《三藏法师传》里没有讲明他们的工作，但这两人很可能担任译场的总勘工作，以及专门解决特殊的疑难问题。
不得不说，这个团队的组织方式很完备。
玄奘呈上这份计划的时候，太宗已亲率大军到了河北，计划书是房玄龄特地派员呈送的，很快就得到了太宗的批准。
当年四月间，中原各寺遴选出的高僧大德或杰出的沙门齐集长安弘福寺，最后选出的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后来这九人中出现了不少人才，包括来自长安会昌寺，后来又协助编写《大唐西域记》的辩机，以及来自陕西照仁寺的慧立。
长安大总持寺的玄应作为字学大德，负责校勘文字，长安大兴善寺的玄暮担任证梵，也就是梵语专家。
其他还有很多人担任笔受、书手，及支援的官吏等。
组建好了团队，玄奘就开始思考第二个问题：如何翻译？玄奘在意译与直译之间犹豫。
三国时代的译经，专主意译。
晋以后逐渐有人主张直译。
那位首倡天下佛门弟子一律姓“释”
的道安法师就认为翻译就要务存原意，他指责那些由意译翻译过来的经典，往往为了使文字简约而擅削原文，译者也经常私自发挥揣测，偏离了本来的教义。
鸠摩罗什有偏向意译的倾向，而后慧远、僧佑等人则取折中办法。
玄奘之所以有了西去求经的想法，就是因为他在国内修学的时候，读了那些不同立场翻出来的经论（意译居多），令他产生了许多疑惑。
玄奘曾经写给高昌王的谢表中，对意译所产生的弊端有所陈述，他认为鸠摩罗什等高僧，在佛法东传方面的贡献很大，但作为外国僧侣，他们所翻的经典经常出现歧义。
以前的主译人员大多是胡人或印度人。
这些人要么在汉语上，要么在梵语上的修为有限，翻经史上就常看到他们为此而争吵的描述。
他们翻译的方式有很多弊端，往往先根据倒装的梵文语句写下汉语，然后再由负责书写的人修改和整理，玄奘认为这种方法“中间增损，多坠金言”
。
这种方式使得原经文至少经过两次的转述，主译人增减一次，修整的人再增减一次，又往往出于表达通顺的必要，认为很多废话可删，最后就连不懂的也一起被删掉了。
整个过程减的多，增的少。
这样一来，有些经典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玄奘主张直译，恨不得达到让大家直接受教于佛陀，过于删减内容，玄奘是无法忍受的。
此外，玄奘还有一个优势是历来译者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他对语言的掌握，他精通汉语和梵文，对印度地方语也有所涉猎，一人就可负起口译和笔受两项任务。
所谓笔受，并不是说玄奘亲自写下来，而是说从梵文转到中文表达的心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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