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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席书就完全是明世宗一派的了,之后陆续接掌吏部、礼部的桂萼、方献夫都是明确的“保皇派”
。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在张璁、桂萼等人的积极策划下,明世宗正式宣布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明孝宗为皇伯考。
文官们见四年来的抗争付之东流,非常痛心,大批朝臣自发汇集到金水桥南伏阙恸哭。
明世宗大怒,将吏部稽勋员外郎马理等143人逮入锦衣卫狱,审理后罚以廷杖,16人被当廷打死!
不过这并没有吓退正直的文官们,反而激起了他们心中“文死谏,武死战”
的无边正义感。
明世宗将生父的神主奉入太庙,这明显违背礼法,因为兴献王确实没有当过皇帝,不能奉入太庙,两个月内,连续两任首相蒋冕、毛纪相继辞职抗议(是真的辞职抗议,不是被骗走)。
更壮烈的一幕发生在一大群低级文官身上,他们的代表人物正是著名文学家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瘁,杨廷和之子,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状元,与解缙、徐渭一道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
,以宰相之子的身份考中状元却无任何人怀疑他作弊,可见其文名冠绝天下,无人不服。
杨慎本来才名远播,但由于其父在阁,反而影响了他的仕途,初授翰林修撰(法定的状元初授官,从六品)后十三年未得升迁。
从这点看,杨廷和、杨慎父子确实做到了身居高位就要避嫌,哪怕是作出重大牺牲,人品家风极其高尚。
嘉靖三年,明世宗诏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杨慎率36名翰林官进言:“张璁、桂萼跟我们学术不同,现在陛下既然超擢他们,那说明要用他们那套学说,不用我们的程朱理学了,我们坚决不愿与他们同列。”
明世宗大怒,对他们罚俸处理,不过张璁、桂萼也确实被吓倒,一时不敢到翰林院就职。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发生左顺门血案,马理等143人遭到杖责,其中16人被当廷打死。
本来明世宗以为如此野蛮的行径足以令人一时噤声,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更激发了杨慎等人舍身报国的坚强信念。
杨慎召集在京的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进士二百四十余人,再赴阙前力辩。
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是翰林、御史、给事中、主事等六七品官,其实走到路上难免还是有人害怕,毕竟宋明五百年来都号称不以言论杀士大夫,但这次突然当廷打死16人,可谓恐怖至极。
看到有些同学面露惧色,杨慎豪气万千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众人听了不再畏惧,随他到左顺门大哭抗议。
明世宗更怒,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处以廷杖,杨慎被打得“死而复苏”
。
十天后,刚能起床的杨慎又约同年进士前往继续抗辩,翰林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盘、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响应,又遭杖责。
这七君子被打得血肉模糊,杨慎、王元正、刘济被贬官,其余四人被削籍为民。
杨慎被贬到云南永昌卫(驻地在今云南保山),此处离京师万里,但碰巧离杨慎的家乡成都比较近,当地官吏对杨慎看管并不严,他时时可回成都居住。
最后,杨氏父子均在家乡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直至终老。
到此,“大礼议”
的**算是过去了,在这一连串剧烈斗争中,大多数文官表现得正直不屈,为维护礼法尊严敢于向最高皇权发起正面抗争,有很多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这本质上是明世宗意图夺回皇帝实权和文官们坚守公共秩序之间的一次剧烈斗争,有一些文官趁机站队,希图幸进,这其中个人收益最大的还得算张璁。
张璁尽管在“大礼议”
之初受了点挫折,被排挤到南京,甚至明世宗诏其为翰林学士都被翰林官集体抵制。
但随着“大礼议”
的形势逆转,张璁、桂萼等人都迎来了春天。
明世宗嘉靖四年冬(嘉靖四年主要在1525年,但此时按阳历算己在1526年),张璁任太子詹事兼翰林学士,主管宗庙一切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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