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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虽位居首相，但身边不乏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名臣，新进的苏轼等名士也并不赞同王安石的政见，后来形成严重的“新旧党争”
。
反观张居正，徐阶斗倒严嵩，高拱挤走徐阶，他再驱逐高拱，几场大战下来，大明官场元老尽去，绝无人能制约如日中天的张居正。
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同受穆宗顾命，但高拱被逐，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月，高仪也病卒，内阁竟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虽然不久礼部尚书吕调阳拜文渊阁大学士，但他显然也是受张居正举荐，由李太后同意，冯保加盖御印宣旨入阁的，非常服从张居正，不会添麻烦。
万历三年（1575年），吏部左侍郎张四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吕调阳退休。
三月，外廷廷推了两位大学士入阁。
一位是原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马自强，入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十月就病卒。
另一位是原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我们很容易看出张居正时代内阁成员组成的特征。
首先是人少，阁员按理应有七员，但张居正时代一般只有两三员。
无非是陪衬一下张居正，免得他独相，要那么多人干啥？其次则是年龄要么特别老，要么特别年轻。
老的入阁不到一年就要退休甚至病死，年轻的如申时行，入阁前都还只是右侍郎，即便入阁，本官都只能用左侍郎，这在明朝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张居正稳稳地掌控了内阁，再加上李太后和冯保在内宫的助力，大明王朝在万历前十年（1573?1582年）形成了一套不同以往的行政机制。
现在要决策一件事情，张居正先在内阁草拟诏旨，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交给李太后，李太后同意后冯保加盖御印，发还给内阁，张居正在内阁制成正式的御诏发出执行。
那皇帝呢？完全消失了？那也不至于，但明神宗还处在小学生年龄段，那一个小学生如何决策重大事项？无非就是听三个人的：妈妈、老师、保姆，那不就是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吗？而且这三个人教育小学生都以严厉著称。
单亲妈妈李太后是典型的望子成龙（其实己经坐上龙椅了），明神宗16岁结婚后李太后便移回慈宁宫居住，但只要上朝或读书的日子，李太后五更（约凌晨4:48）就会来到乾清宫叫醒明神宗，亲自看着他洗漱，然后领着他乘车去上朝或者读书。
明神宗工作学习时李太后一直在皇极殿或者翰林院门口守候，下班或放学一出来立即领上原车载回乾清宫，全天无缝链接，小学生绝对找不到机会溜出去泡网吧。
这其实和隋文帝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管教隋文帝（杨坚）有点类似，但单亲妈妈管小学生可就比妻子管丈夫严厉多了。
最可怕的是每天明神宗去读了书，李太后都会要求他复述，一旦复述得不清楚就要罚跪。
明神宗结婚后，李太后还是留了不少亲信太监在他身边，一旦做错什么事立即报告，李太后轻则召明神宗到慈宁宫罚跪，重则还要传谕张居正，让他上疏切责，然后让明神宗拟罪己诏，不但在外廷宣读谢罪，还要在内宫一边罚跪一边念罪己诏，经常被弄得痛哭流涕。
这可能勾起某些读者朋友不太愉快的童年回忆，就不深入讲了。
张居正也堪称一代严师，明穆宗为裕王时，张居正就是翰林编修兼太子右中允，负责裕王府的教学，深受明穆宗敬重，现在以中极殿大学士亲自兼明神宗教师，又受家长重托，更以严厉著称。
有时候明神宗顽皮，李太后和冯保都无法管教，便吓唬他：“你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
明神宗立即吓得闭嘴立正。
从教育成果来说，张居正也无愧为一代名师，明神宗的文化素养非常高，从他传世的一些作品来看，文才极高，尤其书法上乘，在明帝中仅次于明宣宗。
但明宣宗是天赋异禀，明神宗才是普通人的极限，完全是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更显示出所受教育的优质严格。
冯保则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一面与明神宗玩耍嬉戏，一面也比较严格。
明神宗有时在后宫和小太监顽皮打闹，一听到冯保的脚步声就紧张地说：“大伴来矣！
并立即恢复正襟危坐的姿态。
其实冯保对待年幼的明神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和李太后、张居正谨慎研究过的。
这三个人交织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将明神宗牢牢网住，也将中华帝国的最高皇权牢牢网住。
文武百官虽然知道三人团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也没办法，只好把三人团当做皇帝来侍奉。
事实上，真正的明朝皇帝还没有三人团这么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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