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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大征军事上精彩绝伦，政治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但经济上也耗资巨大，略计共耗一千二百万两，不但大开国库，还动用了不少明神宗内帑。
偏偏这时又发生了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连接失火，重建又需耗资百万，户部奏称实在拿不出来钱了。
可怕的是，从现在开始紫禁城的很多重要建筑都会反复发生火灾，原因无它，某些人想通过灾后重建的大型工程从中捞钱而己。
另一方面，明代藩王世爵体系似乎也到了一个临界位置。
明朝较之宋朝有一个很大的历史倒退——恢复了世袭爵位制。
宋朝的爵位都是终身制，即本人身死爵位即自然消失，不由子孙世袭。
明朝虽然封爵比宋朝严格得多，但却多为世袭罔替，一个爵位子孙可以一直世袭下去。
而且一个勋臣除世子一系，还有一些旁系世荫锦衣卫职。
最初人数很少时不觉得负担很重，但子又有子、子又有孙，这虽然不是一个几何级数増长体系，但持续不断的算术级数増长也很可怕。
仅就皇帝一系而言，皇帝只有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均封王，但新皇帝又很多儿子封王，两百余年累积下来就很可怕了。
光是这些藩王、世爵、锦衣官的基本俸禄朝廷就己经负担不起，还有大量赏赐和附属费用。
从神宗朝起开始大量拖欠世禄，到最后明朝灭亡也没能补发。
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缺口，明神宗必须想办法补充财用。
他一定会对社会经济超级繁荣，国家财政却总收不上来钱而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得到了什么反馈信息，从后来的举动看，他应该是判断症结在于文官不可信，伙同商人避税。
其实这有点像太祖朝的郭恒案，但明神宗的解决办法不是杀尽涉贪的官员，而是绕开这些官爷，自己去收。
明神宗产生了一个重要发明——矿税太监。
明朝本有在各地派驻镇守太监的惯例，但镇守太监主要侧重于军国大事，对财政经济干涉不多，更不可能直接深入到市场经济主体中去。
明末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主体的资金量己经远远超过了政府财政总盘，所以明神宗判断这是一个监管上的空白，于是派出太监直接管理工矿。
这种行为当然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
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房山县一个矿老板史锦奏称在当地勘测出有矿，奏请开矿。
本来这种情况应该由朝廷按制度签发许可证，以后由地方政府按税率抽税即可，但这次明神宗宣布不需朝廷签发，由他本人直接派出太监去管理就行了。
这样的矿直接缴税给太监，带回来给皇帝，政府那头就不缴税了。
朝廷当然不会同意，首相申时行坚决制止了这样的行为。
之后明神宗悄悄派太监在外勘测，在京师附近勘测出来许多矿砂，明神宗都准备派太监去开采，但都被申时行等文官制止。
文官们制止明神宗开矿的理由当然很充分，皇帝怎么能直接干涉市场经济运行呢？但其实他们只是在力保文官的既得利益罢了，皇帝直接派太监去开矿，他们就插不进去手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宫、坤宁宫火灾，次年三大殿火灾，又正值“万历三大征”
户部实在拿不出来钱重建，皇帝终于找到个理由派出了第一位矿监。
这个口子一开可就收不住了，直接从皇帝这里拿开矿许可的手续比由县一州一府一布政司一户部一通政司一内阁层层申报可要快捷得多，许多人发现了矿藏都来直接向明神宗申报，明神宗立即派太监与其同往开矿。
最初派出的矿监只针对某一个矿，后来明神宗将矿监冠以地名，比如“奉赦开采山东”
这名矿监就有权在全山东范围开矿。
这时山东的采矿业就表现为皇帝和政府竞争的局面，谁先发现一个矿，谁就占这个矿。
由于皇帝这边手续极其简单，大多矿主愿意走这边，臃肿低效的政府节节败退。
嗯，这真的是体制问题，很多文官不禁陷入了沉思。
那皇帝和政府形成这种竞争态势，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讲什么卡特尔需求曲线、古诺双寡头模型，您就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后，油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就明白了。
为什么吃亏的总是老百姓？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文官们不禁又陷入了沉思。
明神宗利用矿监在抢矿方面大获全胜，很快又将视线投向其它行业，两淮的盐监、广东的珠监、苏州织造太监等很快也发展起来。
明神宗见直接派太监就能帮他收上来这么多税，那之前那些税都到哪儿去了呢？他又派出了税监，专门监督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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