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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不合规制，内阁驳回了兵部的这道奏疏。
但张鹏知道章瑾己经获得了明宪宗许可，于是不顾各方阻力大力举荐。
这下张鹏彻底引爆众怒，大家确定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力敌石亨、曹吉祥的刚直御史了，弹章如暴雨般砸向他的头上，张鹏狼狈辞官回家。
说实话，张鹏的人生有那么几分悲凉，但他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其实也容易理解。
一来张鹏被石亨那一次整怕了，宪宗朝又不断出现宦官佞幸打击朝臣的情况，更是令他心悸不己;二来也不得不说恐怕是对朝廷的心冷，周太后、明宪宗你们既然能公然漠视礼法，又凭什么要求儒臣始终保持一颗向圣之心呢？张鹏可以说是丧失了理想信念，从胸怀天下的正气大侠堕落为卑猥犬儒的典型。
张鹏这种经历又岂非大多数人的共同写照？出淤泥而不染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淤泥太强大时，谁还想守身如玉地破出淤泥，那就只能被淤泥淹没。
在那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能活下来的，只能是和光同尘的剩余物。
而像张鹏这样曾经刚直的人，受到打击后心态发生逆转，其前后的对比更加令人不忍直视。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这恶名当然也不是冤枉他们，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人品问题，更多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一个好时代，哪怕就晚生二十年，生在“弘治中兴”
之中，就能成为万千直臣中的一员，以直臣能吏之名留于青史。
比如泥塑六尚书中的礼部尚书周洪谟，其实是明中叶一位杰出的学术大家，他在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之上写就了著名的《安中国定四夷十事》，可见是心忧庙堂的，但他在宪宗朝却断无施展的空间，只能与另外八位互相作陪，无奈地看着各自的名字被记入纸糊泥塑这个可笑的行列。
孝宗一朝堪称众正盈朝，连刘棉花都转型做了清官，不愧为三大圣君之一缔造的伟大中兴，但仍然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大案。
此案之重，不在金额巨大，也不在案犯身份，而在于此案直接攻击了隋唐以来中华帝国上千年的政治根基，这便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会试舞弊案。
此案其中一位案主非常有名——唐寅，字伯虎，明代最著名的画家、诗人。
即便没有牵涉进这场大案，唐寅在诗文和书画方面的成就己经足以名垂青史。
唐寅因诗文与祝允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大才子”
——所谓“吴中”
即后世所称江南，又在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
，又称“明四家”
，在这方面是徐有贞的徒孙。
诗、书、画中唐寅的画作成就最高，大量著作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
2013年6月3日，一幅唐寅的32x124cm横轴画卷《松崖别业图》以2400万元起拍，经过120轮竞价，终以7130万元成交，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寅在人类艺术史上的不朽地位。
同时唐寅的诗文也以超然隐逸著称，他的这种风格很容易被戏曲小说作家盯上，后来被打造成了一代风流才子的典范。
但事实上唐寅30岁被牵涉进这个世纪大案后，众叛亲离，之后以卖文鬻画苟且偷生，晚年又被牵涉进宁王（朱宸濠）叛乱，极痛一生，与民间流行的文艺形象相去甚远。
唐寅作弊案在当时便有很多疑点，到底是不是冤案至今颇有争议。
唐寅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徐经，其实是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的高祖。
二人同为应天府举人，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结伴进京参加会试。
明代的科举体系己经非常成熟，普通人先参加县试，合格者成为童生，便有资格参加州府一级的院试，合格者成为生员（俗称秀才）。
生员有资格参加布政司的乡试，合格者成为贡生（俗称举人），北直隶和南直隶的乡试称顺天府乡试和应天府乡试。
举人们可直接在地方政府做官，也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朝廷在北京举办的会试，从约4500名举人中考出约300名贡士或称中式进士。
中式进士再进行一场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一个排名，即为进士。
殿试是等额录取，只是排位赛而非淘汰赛，所以中式进士其实己经锁定进士资格。
乡试第一名俗称解元，会试第一名俗称会元，殿试第一名俗称状元，连续三场都考第一便是所谓“连中三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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