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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使（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李锡弹劾于谦擅自推荐人选取代自己，是因为久久不能提拔，以此来表达对朝廷的怨气。
法司据此将于谦逮捕下狱，上升到了毁谤朝廷的高度，甚至准备论死。
结果羁押三个月后，王振终于搞清楚自己认错人了，于是释放于谦，但贬官为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正四品）。
从死刑到贬官，全都系于王振一句话，认错人，可见当时明朝的司法公正己经受到权力的侵染，不再是明初那般清正。
不过于谦威望己经很高，河南、山西的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下于大人，周王、晋王两位藩王也出面让于谦回当地。
须知明太宗系藩王造反成功，他深知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大大限制了藩王的权力，藩王也明白参政的敏感性，一般不轻易干政。
现在两位藩王甘愿冒政治风险出面干涉于谦的任职，可见人望之高。
王振也无奈，只好同意于谦以大理少卿衔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这一干，就又干了十年，在两省巡抚任上一直干了十九年。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终于升官了，朝廷召其为兵部左侍郎。
第二年也先大举入寇，兵部尚书邝埜随明英宗亲征，于谦在兵部主持工作。
旋即，土木堡大败，皇帝被俘，大量公卿突然死亡，也先趁机攻向北京，宣府、大同、紫荆关、古北口、密云的守军纷纷溃败，瓦剌数十万大军在北京城下成功会合，包围九门。
也先提着明英宗在城下耀武扬威，要城内的人赶紧投降。
面对这样的窘境，北京的留守朝廷陷入一种癫狂状态，很多人在危急关头并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御敌，而是追责甚至泄愤。
众人怪罪是王振造成天裂之祸，当庭打死了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使马顺。
明英宗出征后，皇弟廊王朱祁钰监国，但这位长在深宫的皇子又岂是大将之才，现场看到活活打死人这样的场景居然吓得站起来就跑。
于谦连忙拉住廊王，让他当庭宣布王振有罪，马顺该死，又拼命在一片混乱中安抚杀红了眼的官员们，终于让大家渐渐冷静下来，一片混乱之中于谦的袍袖都被扯得碎粉！
事后，留守北京最大的官员吏部尚书王直紧紧握住于谦的手，激动得泣不成声：“国家全靠先生了，一百个王直都没用！”
于谦也毅然担起责任，以区区侍郎身份主持朝廷工作，应对土木堡之变这样前所未有的巨大突发危机。
翰林侍讲徐埕首先提出应该南迁首都以避战。
明朝本有南北两京，危机时刻，暂迁南京也合情合理，廊王初时也很心动。
毕竟也先挟土木堡大胜之势，风雷般扑向北京，群龙无首的明廷确实非常危险。
但是于谦力排众议，怒斥徐埕，要求廊王必须留在北京，坚决打击也先的嚣张气焰，不能迁都避战。
很显然，于谦才是真正的寇准再世，王振完全没有踩准节奏。
不过现在明廷的情况可比寇准时的宋廷危急得多，尤其是国不可一日无君，眼下明英宗被敌人俘虏，敌人还以其为要挟，形势对比过于悬殊。
于谦当机立断，要求拥立廊王为帝，主持大局。
廊王也很愕然，向于谦表示谢意，于谦却凛然道：“臣等只是忧国，不是为了私计。”
很快，明廷决定，由廊王即位，改次年为景泰元年，史称明代宗、景泰帝。
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并将明英宗两岁的儿子朱见濬立为皇太子，以安人心。
由于明英宗带走了京营的核心架构，并在土木堡全部打散，现在北京的防御确实很空虚。
但于谦并不惊惶，以景泰帝的名义传檄九边勤王，很快聚集了22万大军，包括在土木堡之变中作壁上观，不及时出援的一些宣府、大同主力将领。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镇朔将军、宣府总兵官杨洪和都督同知、大同总兵官石亨。
尽管他们在土木堡之变中形迹可疑，尤其是石亨在阳和口一触即溃，将明英宗暴露在蒙古轻骑的直线追击下，己被免官调查。
但他们毕竟久为边将，威望和军事素质都极高，国家用人之际，军事上必须仰仗他们。
于谦用杨洪率两万宣府精兵守住北京正门，石亨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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