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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实验数据作支撑，才好为明朝建立后大规模开展贪腐活动时到底捞到什么程度提供依据。
客观地说，胡三舍这个实验方案既符合科学方法，也符合自古以来官场惯例，而且仅就这一步来说实验还挺成功，得到了很明确的实验结果一尽管这或许并非他想要的理想结果，但至少是一个很明确、足以形成论断的结果。
如果当时有SCI，绝对可以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coverarticle当然，第一作者的名字要打上一个框。
稍微有点意外的是实验结果出得太快，第一步就大大突破了朱元璋的容忍边界，还搭上了一条小命。
而当那些抱着和胡三舍类似心理的人看到他这篇SCI，一定非常震撼，当然这也正是朱元璋想要的效果。
他冒着被胡大海叛变的巨大风险，亲手斩杀只有轻度贪腐行为的胡三舍，向所有开国勋贵亮明了态度一我的容忍度就是零容忍！
我不怕我的大将扰乱军心，我不怕他临阵叛降，我不怕他反戈一击，我甚至都不给他一个机会求情，就在他率领大军拼杀在前线时宰了他的亲儿子！
只因他儿子沾上一个贪字，这就是我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态度，这就是未来大明王朝对贪官污吏将要采取的态度！
当然，贪官是没有被吓退的，即使面对朱元璋这样史所罕见的对手，他们仍会做困兽之斗。
事实上，明朝毕竟接手了元代的官僚体系，其腐朽程度同样史所罕见。
明朝建立后，贪官污吏开始逐渐冒头，明太祖残酷镇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明初四大案”
，牵连者恐在十万以上，甚至牵连到民间大户，可以说是拿着新王朝统治根基做赌注的刮骨疗毒。
这场对决，实则比徐达、常遇春摧枯拉朽般推平元军的战争更要激烈百倍！
1.2胡惟庸案
严格地说，“明初四大案”
中第一案一胡惟庸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贪腐案，史家更多地将此案解读为明太祖为了集权而与官僚集团展开的政治斗争。
但其实在此案中胡惟庸及其党羽也隐约暴露了一些贪腐问题，而且他们结党争权，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营私，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走到大规模敛财那一步就被皇帝给镇压了而己。
所以，胡惟庸案也可以说是明太祖铁腕治贪的一个热身。
胡惟庸此人其实在开国战争中并无突出表现，一直在后方担任主簿、知县之类的地方小官，从未立过战功，甚至史料都无法考证他的出生年份。
但胡惟庸是个很善于钻营的猾吏，而且确实有较强的行政事务能力，更重要的是抱上了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李善长的大腿。
李善长被明太祖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甚至在战神徐达之上。
明初以中书省为中央政府，理论上长官应是中书令，但实际上未实授，而由左右丞相共同主持工作，首任左丞相便是李善长，徐达屈居右丞相。
事实上徐达还要兼征虏大将军（明军总司令），长期驻扎在北平（后来的北京）与北元（蒙古流窜回到草原的残余小政权）作战，极少干预朝政，所以明初几年都相当于是李善长独相，在明廷地位超然。
李善长更将胡惟庸引为朋党，纠集一些淮西籍贯的官员，形成所谓的淮西乡党，与另一位宠臣刘基（刘伯温）的浙东乡党进行政治斗争。
这便是胡惟庸的拿手好戏了，他很快斗倒了浙东乡党，自己也在李善长的一力举荐下平步青云。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大明首席开国元勋一太师、韩国公、中书左丞相李善长退休。
但贪权恋栈的李善长是典型的退而不休，他退休前极力举荐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
右丞是右丞相的副职，是中书省的次级领导。
李善长也一直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从人际关系层面干预朝政，与胡惟庸形成前后台配合。
洪武五年，徐达率军北征蒙古，不料兵败，伤亡数万。
虽然明太祖念其功高，未加责罚，但徐达本人坚决辞去了中书左丞相之职，留在北平专心治军。
不过中书右丞相汪广洋资历较浅，再加上李善长极力反对，未能递补为左丞相，仅以右丞相身份主持工作。
而李善长、胡惟庸暗中勾结，挑起汪广洋和中书左丞杨宪（浙东人士）的斗争，两败俱伤，最后杨宪被杀，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副省长），胡惟庸则顺利晋为右丞相，虽然暂未官至左相，但实为独相。
洪武十年（1377年）七月，胡惟庸终于正名为左丞相，但明太祖又召回了汪广洋重为右丞相，想对他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
不过此时的汪广洋己经对官场心灰意冷，重回中书省却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所以，从洪武五年至十三年，实质上一直是胡惟庸独秉中书，并且始终得到李善长的幕后支持，炙手可热。
在这漫长的专权过程中，胡惟庸少不了官场上的阴谋诡计，他最常用的手法正是以小利诱人，召集一帮心怀不轨的贪官污吏聚拢在自己身边，形成团伙势力，对忠臣良将进行打击倾乳，从而实现团伙利益。
尤其是一些为明朝的建立立过战功，但明朝建立后不适应法治的武夫，他们在因不守法纪而受朝廷责罚后，不认为是正当的法纪惩处，却认为是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惧而向胡惟庸求助，所谓求助的方式无非就是贿赂金帛骏马、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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