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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翰林官必须由一甲进士和庶吉士担任这个规定他无法做出太大改变，这些顶尖学历的进士中愿意投效阉党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焦芳这种毕竟是极端个例，所以刘瑾最终也未能实现掌控翰林院。
刘瑾及其阉党也曾尝试直接攻击科举这个制度，但更不成功。
他们首先是从违规授予翰林编修做起，焦芳、刘宇的儿子都没考中庶吉士，按制度不能留翰林院工作，刘瑾却想办法让他们的儿子直接成为翰林编修，比老老实实先做三年庶吉士的人还快。
继而阉党又大搞籍贯概念，在官员中制造地域矛盾，以期在矛盾斗争中制造分裂，寻找可以拉拢的对象。
刘瑾、焦芳驱逐了一些不合他们意旨的翰林官，另寻一些人来补充，礼部报了四个人选，结果一看都是浙江人，刘瑾说这不都是刘健的乡党吗？这事儿是谢迁干的，他们在结党！
于是将刘健、谢迁削籍为民，四位浙籍官员也不得入翰林院。
有一个叛国贼萧明举，本是江西万安人士，因犯罪叛逃到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一带），混得不错，居然混成了贡使，代表满剌加大摇大摆地回中国来朝贡，结果一路上作奸犯科，终于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叛逃的萧明举，举国哗然。
焦芳借机大做文章，说：“江西人就是这么坏！
彭华、尹直、李孜省这些妖人都是江西人，应该削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而且江西进士就不要当京官了，出去当县令（唐代官职，指代明朝的知县）。”
刘瑾也受此启发，为他的家乡陕西和焦芳的家乡河南増加名额。
他们这些做法就是为了在读书人中制造对立，伺机拉拢失败者，所找的借口都非常牵强。
其实焦芳得意忘形后还说过更令人无法直视的借口：“王安石祸害宋朝，吴澄为元朝当官，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制成榜，以后再也别乱用江西人啦！”
王安石是宋神宗（赵顼）朝宰相，南宋、明朝人大多认为他推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祸乱了宋朝的朝纲，造成“新旧党争”
，导致了后来的“靖康之祸”
，将其视为超级大奸臣。
吴澄则是元朝的名臣。
但为元朝当过官的汉人成千上万，难道河南就没人为元朝当过官吗？焦芳这种说辞己经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了。
看来他确实是个读了不少书，懂不少历史典故，但逻辑蛮横无理，也就是俗话说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的那种人，难怪之前幸运地考取庶吉士，却在翰林院受尽鄙夷。
排名在焦芳之后的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四川成都人）坚决不同意，站出来说：“因为一个贼人祸连一方，裁减名额己经很过分了。
拿宋、元人物来说事儿，难道要并案审理吗？”
焦芳才勉强作罢。
但焦芳也并没有完，又作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刘瑾，经常诋毁南方人，结果把很多同僚都贬得一文不值，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好人呀！
喜不自禁地说：“如今朝廷之上，谁还有我正直？”
焦芳、刘宇、曹元这些人都是在文官的内部竞争中失利，才选择投效阉党，他们自己也深明其理，所以找文字、籍贯等借口在乡试名额、选才用人等方面上下其手，目的就是在文官队伍里制造矛盾，把竞争变成斗争，伺机招揽更多的失败者加入他们的阉党。
刘瑾攻击直臣的另一种做法则是矫诏训斥大臣，刘瑾经常以皇帝的名义发一些诏旨训斥大臣，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明武宗本人的意思还是刘瑾的意思。
最严重的一次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冬（正德元年主要在公元1506年，但此事发生在冬末，按阳历计算己在1507年），刘瑾召集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名单，包括宰相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其下还有郎中、翰林、给事中、御史等近百人，都是当时最有正直名声的人。
这本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但其实从头到尾明武宗都没出现过，也没人能去向他求证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很显然是刘瑾矫诏攻击直臣的一次成功应用。
除了名誉上打击直臣，刘瑾还需要在肉体经济上直接打击，他发明了一种“用枷法”
，即指使亲信厂卫将一些得罪他的低级文官逮入诏狱，用枷锁虐待，但又不弄死，休息好了送出去充军，以此制造恐怖，促使胆小怕事的人不敢再揭露他。
另一种经济上的打击则是“罚米法”
，即逮住官员的小过失，处罚大量金额，输往边镇充作军费。
《明史》称刘瑾创造了罚米法，其实也不准确。
罚米法是太祖朝就定下的律令，而且在太宗朝应用颇多，当时还被法学界视为一种不错的法制，既宽宥了罪人，又补充了军费。
刘瑾不是发明这种办法，而是将此法滥用于私。
他罚米的对象是针对那些不肯依附于他的清官，要把人罚得来倾家**产、卖儿卖女，实际成了他打击报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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