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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做这些动作虽然有一些言官进谏劝止,但力度不大,毕竟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什么实质性的朝政,只是略显怪诞而己。
接下来,明世宗便开始继续突破官员们的底线。
首先是让邵元节在朝仪中站在正二品的班秩,然后追赠其父为太常丞、其母为文泰真人,赐邵元节紫衣玉带。
由于这仍然是些虚把式,所以也没有引起文官们的强烈反触,仅有给事中高金上疏论此行为不当,但势单力孤,最终没能阻止。
接下来,文官们才知道明世宗何其聪明,虽然邵元节及其己故的父母只得一些虚名,但根据明朝官制,有这些虚名的高官可以享受一些恩荫,即子孙直接获得相应官职。
于是邵元节的孙子邵启南应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
文官们傻眼了,这不是实质上的传奉官么?但这一次明世宗确实没有任何违规,完全是根据制度授官,不这样干反而才违规了。
明世宗绕了一个大圈,把大家都绕进去了,大家才明白过来这个小皇帝厉害得紧。
之后邵元节又建奇功。
明世宗迟迟不生皇子,邵元节建了一套法坛,明世宗以夏言为监礼使,率文武大臣每日上香祈祷。
开始没什么效果,三年后却连生了好几个皇子。
明世宗大喜过望,称邵元节功高盖世,拜其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
这个礼部尚书当然不是实掌礼部事的实职,只是个虚衔,但毕竟是最显赫的清流高官,这样的礼遇宪宗朝的法王真人们可都没有得到过。
邵元节死后,明世宗亲自哭丧,赠少师,用伯爵礼下葬,加谥号,其孙邵启南官至太常少卿。
这些本是严重违背礼制的做法,但明世宗通过各种小手段达成了目的,只为彰显其对邵元节的宠幸。
在这个示范效应下,群道纷纷投效,这时高手才频频现身,这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陶仲文。
其实邵元节、陶仲文都还算老实,受宠后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也没有刻意干涉政治,但他们带来的示范效应吸引来钻营幸进之辈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就没那么老实了。
首先,他们要幸进不是靠公开的选拔程序,而是靠内宫近侍的引荐,这就不是靠人品才华,而是靠钻营贿赂。
而他们花了大钱挤进西苑,难道不会想办法捞回来?他们最常规的方法就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外朝官员通消息,从中渔利。
这种事情很机密,史书无法详细记载,但《明史》提到有一位道士蓝道行,以扶鸾术(一种道士与上天沟通请旨的法事)得幸。
有一曰蓝道行请乩扶鸾,声称上仙宣示首辅严嵩是奸臣,明世宗大惊,忙问:“上仙为何不殛灭严嵩?”
蓝道行又是一阵装神弄鬼,代表上仙回答:“留待皇帝自殛。”
明世宗一度颇为心动,真的想动严嵩。
但严嵩也很快得到消息,大笔贿赂明世宗身边的宠幸道士,交相揭发蓝道行的不法事迹,比如在法事中作假、假传上仙意旨等等。
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不久死在狱中,“自殛”
严嵩之事也就作罢。
这至少说明两个情况:第一,蓝道行在参与政治,而且是想扳倒首相这么高层面的政事;第二,除了蓝道行,明世宗身边还有大批道士,可以接受官员的贿赂为其办事,本质上跟之前那些太监的作为差不多,想必也勾结起来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
所以世宗朝号称没有宦官贪腐之祸,其实是一群道士取代了原来宦官的作用而己。
所以,世宗朝的道士行情总体来说还是很腐败的,并不为邵元节、陶仲文这两位大佬本人的相对清廉所掩盖。
邵、陶二人更多的是起到一个从根子上破坏礼法、人事的作用,引得大批佞幸之徒钻营幸进,形成一个腐败的体系。
尤其是明世宗因“大礼议”
之争与朝臣势同水火,多年不愿上朝,在西苑开辟了私人朝廷,大批“词臣”
在此供奉青词,“词臣”
既有文官中的幸进之辈,更有一大批或真或假的职业道士。
明世宗连续两位皇子夭折,非常痛心,陶仲文创立了一套“二龙不相见”
的歪理邪说,声称明世宗克儿子,见谁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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