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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中后期最宏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当时全世界贵金属供应量暴増,其中大部分又都涌入了中国,明政府原有的货币体系己经失控。
当然这是一种很客气的说法,不太客气的说法是其实它原来根本没有货币体系。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又堪称是向“银泵”
投降,明朝政府彻底失去了对经济社会的掌控源,这回直接点不客气地说:社会己经开始觉得既然没有掌控源,那就不需要这个政府了呗。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什么封建社会、农耕文明都不是理由,这个问题放在宋朝是机遇,放在明朝就成了挑战,这是明朝自身公共管理水平拙劣的问题,需要明思宗从根子上解决。
三、严重的小冰河期造成农业减产,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突然大幅南移。
宋朝的北方边界比唐初南移了不少,其实这不是什么强唐、弱宋的问题,原因很客观:地球从唐末宋初
(约公元900?1000年)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小冰河期,全球气温变冷。
气象学家竺可桢认为南宋是这一次小冰河期的末尾,平均气温比北宋低3°C,北宋比唐初的差距则会更大。
气温变冷会减少陆地和海洋间的水汽输运,造成气候干旱,北半球而言越往北越严重。
这样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就会南移,所以每逢这样的时期,中原王朝的北方边界就会南移,有时候顶不住游牧民族南移潮,会把分界线冲到更南方的位置。
约从明世宗嘉靖年间起(约从公元1522年起),地球又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小冰河期。
竺可桢认为前几次小冰河期都导致中国人口减少80%左右,明朝这一次只减少了50%。
竺可桢当然不会认为这是因为明思宗厉害,
他认为只是因为碰巧当时从美洲输入了土豆、甘薯和玉米等抗旱高产作物而己。
农耕区己经南移,但由于强大的长城防御体系,明朝顽强地挺住了北方边界,然而这也形成了军事防线和社会经济分界线的错位。
明初修建长城实质上是按当时的200mm等降雨量线来规划的,到明末这里的实际降雨量己经降到140mm以下,长城附近己经不产粮食了,农户纷纷南迁,这道最重要的国防工程其实己经失去了当地的经济支持,是一道远远悬在农耕区之外的孤墙。
理论上讲拆了长城,恢复北宋的镇、定、高阳三关防御体系(约在北京以南220公里)倒是个办法,但你也知道明朝不可能这样做,明太宗“天子守国门”
的祖训己经把京师牢牢地钉在了北京,朝廷每年都只能投巨资通过运河勉强向北京运输资源,并且投更巨的资维持长城防御体系的基本运行。
而这样的巨资有多少进入了贪腐的盘子,这就是天文数字了。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人类指望明思宗能解决,但至少可以指望他挺过去,挺到玉皇大帝来解决,大明就能迎来中兴。
四、后金(满洲、清)的崛起。
其实在当时看来,这未必能单独列出来作为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后金(建州女真卫)只是东北诸多小部落中的一个,算不上很强大,比传统的瓦剌、鞑靼、甚至朵颜三卫都小多了。
不过当时后金发展很快,再加上有宋朝“靖康之祸”
的深刻教训,这个问题也不容小觑。
那么,要解决这么多问题,以明思宗的能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要先定一个小目标,尽快解决了再集中资源依次解决另外几个。
他会先选哪一个呢?看来看去还是第四个可能解决得快点。
9.2辽东将门养育大清崛起
毋庸讳言,明末最大的战略局势剧变正是后金的崛起。
后来后金发展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取代了明朝。
所谓后金,其实最初是东北的一个小部落。
东北是古代鲜卑、契丹、女真等强大民族的发祥地,后被蒙古征服。
蒙古帝国崩溃后,东北裂解成无数零散的小部落,这些部落到底是蒙古、契丹、女真还是朝鲜或者渤海的分支己无从考证,明朝将他们泛称为女真。
后金(清)最早可考的祖先叫猛哥帖木儿,蒙古封其为斡朵里万户,所以后来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蒙古的一个分支。
明太宗永乐三年(1405年),猛哥帖木儿入贡,授建州(今辽宁朝阳)左卫指挥使。
明朝把很多部落建成卫所,但实际上不在正规明军体系之内。
这些部落领主继续领有原部落,部落民仍是他的私有财产而非国家公民。
朝廷发给这些领主一些俸禄,需要用兵时他们也有义务率私兵参战,立功了更有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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