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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
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到了一群就职于山东烟台富士康旗下工厂的工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从深圳富士康转调至山东的，从他们的口述中，我了解到富士康的工人普遍年龄在15到22岁之间，每日的工作时间普遍是15个小时以上。
，当谈及年龄问题以及工作时间的问题时，年龄稍大一些的工友说道：，“还有一些（员工）是十三、四岁辍学的，拿着假（身份）证混进来的。”
，“下班以后从车间到宿舍我们都是跑步，为的是能省下几分钟多睡一会。”
经历了这次谈话之后，我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那些大的企业，结果发现，原来真正的血汗工厂是那些有着国际化声誉的大企业，而非内地的小作坊，并且这些大企业几乎全都是在为某些国际品牌做代加工，我们如今钟爱的iphone、ipad等产品就是由富士康加工制造，依靠压榨本就已经十分低廉的劳动力实现其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将产品出口给美国苹果公司之后，再被苹果公司以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给全世界包括中国。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规定的工人加班时间标准是每周加班不得超过20个小时，但在中国，劳动法对于加班时间的规定是每周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类似于富士康这类企业其工人加班时间早已远远超出这个标准，甚至已经超出了人的体能可以承受的范围。
如果按照每周36个小时的加班标准计算的话，意味着平均每天必须加班5个小时，我们将一天的时间大致分作五份，减去15个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再减去5个小时的加班时间，再减去人类必要的三餐和上厕所的时间，还剩下什么？随着笔者对中国制造业的深入了解，发现富士康的悲剧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属于凤毛麟角，并且如果将富士康与其同类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富士康其实还是十分人道的。
美国劳工委员会曾对位于广东东莞的昆盈公司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之后发布了一份名曰《中国童工直面微软》的调查报告。
昆盈公司全称为东莞昆盈电脑制品有限公司，属于台湾昆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资公司，成立于1995年，主要生产鼠标、扫描仪等数字产品，2008年收入大约4亿美元，而微软是东莞昆盈公司主要的客户，订单额大约占其每年出口额的33%。
我们对于这样一家与微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大公司，也许第一印象会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所接受的精英主义教育致使我们会傻乎乎的认为“大”
就好，就像我们总是分不清面子与尊严一样。
，事实上，这家“大”
公司雇佣了大约1000名16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15个小时制一班，一周工作7天，生产摄像头、鼠标等其他电脑配件，部分员工看起来只有14到15岁左右，工人每周大约有97个小时在工厂，其中80.5个小时是在工作，工人们的报酬是每小时65美分，但减去工作餐开销后只有52美分（1美元等于100美分，工人每周可得4186美分，按2010年人民币升之后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为2763元），工人们被要求军事化操作，而且每时每刻都处于监控之中。
，年轻女性员工在接受安全检查时常常受到性骚扰，工人们在上班期间严禁交谈、听音乐和去洗手间，能够自由活动的时间很少，且只有在规定时间才能离开厂房，通常14名工人共住一室。
，微软的报告中所附照片显示宿舍一片狼藉，而工人们的洗浴条件也很差，工人还抱怨食物很糟糕，但昆盈公司在回应时称，工厂条件非常好，并完全遵守中国劳动法。
在我对中国的制造业工厂有了新的了解之后，愈发觉得匪夷所思，如果上述种种是发生在某个不为人知的黑砖窑里或是地下传销窝点里，似乎更能符合我们的世界观。
，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那些披着国际化外壳的大公司里，这是中国劳动力输出型导向并屈从于国际市场经济的结果。
加之前面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工厂拼命压榨劳工的情况下，其盈利状况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一个民族集体性丧失人道主义崇尚金钱的结果。
问题二，廉价劳动力会拉大贫富差距吗？
在富士康事件以及其引申出的廉价劳动力的问题上，罪恶之源应当是纯资本而非行政权力。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计算，中国工人每小时的产出是美国的21%，但工资只有美国的11%，而富士康给工人涨薪30%的同时，中国几个省份的其他一些公司也将工厂工人工资提高了逾20%，这个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当属十分美好的结局，恰恰说明了政府和舆论干的预的效果，否则怕是连3%都不会有的。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戴维·.皮林在一篇名为《后富士康时代》的文章中写道：后富士康时代一个若隐若现的趋势是，长期以来一直对劳工组织感到不安的中国政府对工会的容忍度提高了。
广东省已提议通过立法，允许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和派代表进驻企业董事会。
，由于在粤投资的中国香港企业的大力游说，此项改革已陷入停滞，但此前曾将广东省作为改革试验基地的中国政府，似乎希望能够增加工人的权利。
在任何时代，资本的力量都是不能小觑的，当资本家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向政府施压，广东欲成立工会模式被资本家游说最终陷入停滞就是最好的例证。
商业资本为什么会反对成立工会制度呢？因为那妨碍到了他们的利益，会让资本蒙受损失。
，如此一来，答案就变得十分清晰了，商业资本要想多赚钱，劳工就必须永远处在最底层被压榨剥削，一旦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么制造业资本运作就必然会增大成本，所以资本家会比政府更积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因为通过压榨劳工降低的那一部分成本几乎都进了资本家的口袋里。
在这种状态下，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不会更穷，但会一直这样穷下去，而老板们则会越来越有钱，尤其是和国际品牌合作的那些工厂老板们。
问题三，我们有没有人道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概念？
其实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企业，为了满足其上家的需求而提高工作效率，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当为企业创造利润的员工们用自杀的方式向管理者做最后的告别时，能否表示些怜悯呢？结果是怜悯也没有，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直到死的人多了，才不得不作做出表示，而且表示之余还要营造出一种自己被刁民围剿的假象，这样做就很不对了，杀了人还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道德情操开罪，这种杀人无罪的流氓文化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东晋的时候出了个伯仁之死的典故，但那时的人起码还知道忏悔，还会因此而悲痛，到了现在不要说忏悔，连一点点不自在都没有，我们的道德沦丧至此，让人还能说什么呢？
作为管理者们，读MBA，去美国欧洲度假，自诩先进文明，但搞到最后搞出个血汗工厂来，这还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类似于富士康这种企业并不是没有能力去改善这一切，员工提出的要求都是建立在企业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靠看洋人脸色来赚取财富的代价是摧残自己同胞的精神意志和牺牲自己同胞的性命的话，那就真的是一个很冷很黑的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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