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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看，不禁令人惶恐，我们现在争前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亲人和财产输送到去外国，这不禁让人我联想到了1947年国民党官员的举动，与我们如今的“裸官”
现象真是惊人的相似，这极易令人产生误解，并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不久前有一则新闻，说是据监察机关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4000多名贪污官员携500多亿美金的公款潜逃。
这据监察机关的是不完全统计，但也实在不了解知道如何才能够作做出完全统计来。
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吏治腐败的现象，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却都从未发生过官员大肆敛财并且集体性逃亡的怪事情。
，且观此形势，似乎还不能称作逃亡，这是明显的卷铺盖走人寻找新生活的架势，去了是不打算再回来的。
如此轻而易举便放弃了祖国，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事情。
，遥想以色列人打了几千年的仗，也不过是为给自己的民族争取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而已，殊不知这在一些中国官员的眼中早已是能够随意舍弃掉的、没有多大价值与意义存在。
究竟是以色列人犯傻呢？还是别的什么，实在是难以分辨。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外逃的官员多了，也不全是坏处，若外逃的官员多了，这官位必然会出现些空缺**的，看现在似乎已经有人在往这方面钻营了。
该争的继续争着。
但无论怎样，这地球还是会照样转下去的，穷鬼难当，管它再多的×X籍华人，与己也不曾有过什么关联。
7.仇恨的开端
北京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如果想找个“老北京”
打听事儿，你能够找到的大概只有出租车司机和街坊老大妈。
不免会有疑惑，其他它北京人都去哪儿了？答案是：都去当包租公了。
当然也不可能是全部，只是有很多北京人，尤其是北京男人，家里早年有两套及以上的房产，现在自己住一套再租出去一套，每月拿大概三、四千元块钱的租金，偶尔做点小生意，没事出去遛遛溜溜鸟，摆搬弄摆搬弄古玩之类的，现在貌似又流行起来养狗了。
许多人在分析中国贫富矛盾的过程里总是容易忽略固有资产的转移问题，包括自然资源从共享到被少数人独享的过程，这个过程给大多数人造成了极度的心理不平衡，从心理上直接导致了贫富两极的对立与分化，如今贫富矛盾的显现就是由这个过程而引起的必然结果。
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在分配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民的损失和城镇居民的得到不成正比。
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一个农民如果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农村立足的根本，而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换来的却并非是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和不愁吃穿，现在的专家和精英们最喜欢卖弄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和帕累托改进理论相反的现实，即一部分人的得到是以另一部分人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这样的改进恐怕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自20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民间个人财富以及共有资源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
在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踏上了背井离乡靠打工生存的艰辛路途。
，现在城市里诸如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厕所清洁工等低下、危险的职业通通都是由背井离乡的农民们所从事，而以农民的绝对损失为代价换取的现代化都市却在将农民群体故意的边缘化。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扩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这个时候农民们已经没有了土地，所能够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力气和汗水了，然而城市的生存却并不那么理想，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待遇：城市里由农民建设的高档基础设施是农民们根本无法享受的；各地城市居民以素质为理由排斥进城打工的农民；建筑商恶意拖欠、压制农民薪水，动辄对农民工诉诸暴力；用城乡户口这种极端可笑的手段让农民工及其子女无权享有公共医疗教育等权益；行政执法人员的暴力对待等等。
有资料显示，仅拖欠农民工薪水和降低其工资等行为就能够让城市雇主平均每年从农民工劳动成本中节省3600亿元人民币。
如今在城市里处于底层的年轻人，大都是城市农村人口的子女，请问：城市对待农村人口采取恩将仇报的方式，那么谁能保证农民的子女会和城市人口的子女（尤其是达官显贵们的子女）和谐共处呢？从这一点上来看，贫富矛盾是有根源的，不是专家们随随便便的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制度问题，而是刻入穷人骨髓的意识形态。
损失了一切的农民是中国穷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的不是小市民的羡慕和嫉妒，而是彻彻底底的仇恨，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下，这导致了他们的后知后觉，如果有一天农民们集体性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后果将无法计量。
城市有错在先，就要作做出补偿，否则贫富之间的对立迟早会上升为冲突。
在这个人人都在大声的呼吁公正与民主的年代里，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热血沸腾，而是冷静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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