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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给企业家一个明确的规范，何为企业家？不仅仅是建立私有制资本运作体系的能者，更是社会先进文化技术的推动者。
而且我一直认为公有经济体是不存在企业家的，因它并非某个人所创建的，而是属于全体公民共有的财富资源，国企的经营者理应属于职业经理人的范畴，可是如今这些人也都纷纷开始以企业家自居，给大众造成一种错觉，仿彷佛我们的通信讯卫星、矿产资源、发电站和水坝都是这些经理人创造的，与国家无关。
我们目前的私有制经济环境可以说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和规范，私营企业之间严重缺乏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企业经营者们毫无信托责任可言。
类似于相互串通哄抬物价或囤积居奇之事时有发生，然而相互合作探索先进商业模式并将民族产业资本与国际产业链平等接轨的伟大举措却从未有过，以至于我们的民族品牌至今未能成功走向国际市场。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我们的企业经营者们整体扮演了一个鸡肋的角色，对内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对外则目光短浅，严重缺乏高水准的战略性思维。
就好比LV的皮包是赚富人的钱，那个被查封的天上人间夜总会也是在赚富人的钱，前者能够成为国际一流品牌，而后者却永远也无法赶超拉斯维加斯。
中国目前各类转出口型企业呈现出一片溃散状，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们在市场生存环境日益艰难的情况下，大都选择将企业关闭，将工人推向社会，没有丝毫的责任感与道义感；娱乐服务行业则与之相反，呈欣欣向荣之势，随着都市人生活压力的增大，此类需求必将日益扩大，但放眼望去，我们的资本持有者们却总是热衷于投资洗脚城一类的项目，竟然不懂得应当将资本整合起来打造出具备国际水准的娱乐经营模式；，我们的儿童娱乐项目远远落后于迪士斯尼，成人娱乐项目远远比不上欧美各色主题俱乐部，这并非因为条件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商人眼光拙劣；还有一些怪胎行业，诸如我们的房地产、私立医院、私立学校等，这些经营者们皆是披着私有制经济的外衣而干着依靠权力掠夺大众财富的事情，这与西方国家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极为相似。
19世纪和20世纪，发达国家利用战争来推动经济，而那时我们是倚靠传统的手工业来支撑自己的经济体；到了21世纪，发达国家倚靠人才资源和国际化产业资源的最优配置来推动经济，而我们则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自己的内部资源不断地转移、消耗，从而使经济得到刺激，像打了鸡血那样疯涨不止。
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我们的企业经营者们不能够将眼光放开的话，未来便只会存在一种结果，那就是充当国际竞争的牺牲品。
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而言，若想成为企业家，则必先要有国家观念、民族观念，要善于利用先进的经营手段，在国际化竞争中能够纵横捭阖，并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带来财富和资源，其次要为社会带来先进的文化技术，要让社会经济体中大多数成员的经济观念在第一时间得到更新，因为一群思想落后的人是不可能推动经济体进步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可如今我们的许多企业经营者们给社会带来的文化观念却是极其落后、愚昧的，这些老板们总是喜欢摆出19世纪欧洲资本家的那副嘴脸，自己干着各种各样低俗、恶俗的事情，同时极力的向社会推销自己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众开始变得唯利是图，一切都已金钱来衡量，诸如人格、道德、良知等等皆被金钱所取代。
当一个资本持有者创立的企业在自己的国家里得以生存并且发展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所依靠的是自己同胞们的支持，因此，也就有义务要为社会和大众作做出贡献，这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逻辑，若不如此，则必将被大众所抛弃，面对着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终将会以惨败而退场。
未来的商业模式将不再是大吃小、强欺弱，而是会渐渐地的以行业、地域为划分的合作模式，各个联盟之间会相互竞争，但内部却是以共赢为主，这种共赢是包含了全体大众的共赢，最终，也只有那些被大众所认可的经营体系，才会得以生存并发展。
富人不应该再以满足自我的私欲为追求，心里缺乏对消费者、社会大众以及穷人的关怀，眼光就会变得狭隘，必将被新的商业文明所淘汰。
2.亚当.斯密的伟大——原始资本主义下富人的社会价值
对于富人的社会价值以及其存在意义，早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有了概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关于富人心理的一些描述很值得我们借鉴。
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由于富人无法消费掉他们所需求和所购买的物品，所以有大量剩余物品‘迫使富人分配’给穷人”
。
这个概念的提出无疑等于是将原始资本主义旗帜下的富人最虚伪的一面显露了出来，但我们必须明白，概念可以是真话，但万不可当作真理，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着，任何一个概念都存在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任何理论都只能对其所诞生的那个时代和社会负责，我们在这一点上总是犯糊涂。
《国富论》中另有一处写道——“他们（即富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促进谁的利益”
，“他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只是盘算他自己的（资本）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程度，他所判断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
在描写富人的经营心态以及分配问题时，亚当·斯密提到了一个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只各出现过一次的“看不见的手”
，这只“看不见的手”
让他声名大噪。
斯密认为，从富人的动机到行动的过程再到最终的分配，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富人也都无法摆脱这种控制。
现在我们的富人们对慈善事业漠不关心，但这并不能解除他们在处理自己的财产分配问题时所受到的控制，因为每个人睡觉都只需要一张床，每天也都只能吃那么多饭，无论贫富贵贱，人的基本需要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富人无法消耗的那一部分财富必然会分配给其他人，这个时候就看谁的头脑更灵活一些，懂得怎样让富人乖乖的掏钱出来，在这种不得已的再分配过程里，富人意外地的养活了很大一部分人，这是许多富人并不自知的。
在浙江、江苏、东莞一带，有许多的车行生意火爆，专门替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改装汽车，这些车行的老板们就是被上述的“不得已的再分配”
养活着的，如今要让我们的富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拿出钱来养活穷人，是很难办到的事情。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排名前一百位富人群体当中有20%以上的人能够自愿从事慈善活动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是进步的；如果有超过40%的富人自愿为穷人贡献一部分份财富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是具有先进性的，且社会必然稳定和谐；可是我们如今却连3%都看不到（在赈灾的T台上卖力表演的那些富人不能算数），因此可以大致作做出判断——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理论和今天的中国国情相符合，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管理的确是出了些问题，制度的改进只是治标，此类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化思想，这依靠人的意志是极难作做出改变的，我们往往喜欢等到自食恶果的那一天，才会有所觉悟。
在经济思维上，我们总是在积极的学习西方国家，国海外归来的专家们试图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改变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其出发点应当是好的，但在学习的过程里我们却忽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这导致我们莫名其妙的就步了他们的后尘。
要知道，发达国家的人并不愚蠢，没有理由将强国之道倾囊相授，所以我们必须要怀疑一切，只有怀疑自己，才能有所启迪。
3.不要把穷人当无辜的羔羊
记不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篇诗，叫《If》，其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译成中文大概是——如果能与王者同行，也不远离众人。
底层人民是处在经济竞争的食物链最末尾的人，他们没有资本，以劳动换取生存需要的物资，只能依靠出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来生存，他们也许是不幸的，但最起码是纯净的。
我们现在许多阔绰的人，大体上都有一个毛病，喜欢将自己伪装成狼的模样，去吓唬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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