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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咒语试图以赋予庄稼种子不被蝗虫所食的神性,遏止蝗灾。
咒语具体使用方法:“若欲种时,取种子一升,咒二十一遍,以谷著大种种子中种之,终不被虫食,无有灾蝗。”
[11]此看出佛教试图为民间百姓解决蝗灾困扰的努力,而相信植物自身——种子具有可施加的神咒抗御蝗灾,乃是咒语生成的前提,而柳神,事实上也是发挥着类似的应然性功能。
况且,因为佛教进入中土所带有的譬喻文学审美精神,不能不把原有的南亚次大陆植物崇拜要素一并裹挟而进,其中除了“树神遭害”
等母题,也需要在现实中找些有较强生命力的文化丛为代表,不论从物质文化的层面——柳的近水易活适应性强,还是制度观念所体现的折柳送别、柳可神变等等都极为适合外域植物崇拜的宗教投射,适合印度医学文化与中土巫术思维结合,于是柳崇拜中的疗治疾病、驱邪辟邪功用日渐突出。
观世音救难解困,手中总不离净瓶,以柳枝洒圣水则随手病除,这里柳崇拜带有异域佛教文化与本土神物崇拜结合的特色。
审美表现上的感染力又反馈于神秘崇拜,两者互动凸现了民俗崇拜和小说文化的关系。
柳可避邪信奉,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也经常见到,如小说《北宋志传》(《杨家将演义》)第三十八回,还敷衍为杨宗保命四十九个小儿,各执杨柳枝打散妖妇三魂七魄,大破太阴阵,众小儿的柳枝所到之处,妖氛辄散[12]。
这颇类似北方游牧民族盛行的萨满教巫术:“萨满式的占卜者,在斯基泰地方也所在多有。
他们把大捆的柳枝分摊在地上,各选一根弄乱,施行巫术。
然后一面解释着占卜的结果,一面又把柳条各自捆好。
……”
[13]而柳枝可以降妖伏怪,更显示出柳的神物辟邪特征。
吴元泰《东游记》第四十二回《大破迷魂太阳阵》即载有柳枝“大破迷魂太阳阵”
之法,说是钟军师向杨五郎部署:“可带小儿四十九个,各执柳条一枝,阵中倘遇妖气,则令小儿向前打之。”
果然,攻入阵中时遇到妖气,“五郎令小儿扬威,手执柳条,御风而进,妖气渐破”
,柳枝打处则妖气自灭[14]。
柳可破太阴与太阳阵法,都是利用柳的辟邪法术。
柳枝不仅可以辟邪,还可解毒。
明代公案小说写包公为破鼠怪,诉求上帝帮忙,就口服孔雀血而死,魂灵进入阴界,借得玉面猫之后:“玉帝大悦,命太乙天尊以杨柳水与(包)拯饮了,其毒即解。”
[15]说明杨柳水可以解孔雀血的剧毒,而且就连玉皇大帝也要运用之。
好古主人《宋太祖三下南唐》第三十八回《宋太祖悔纵妖道,刘佳人智赚旁门》写黄石公从南海观音借到了杨柳枝,对付余妖仙的瘟癀砂。
他吩咐冯茂将杨柳枝带回城中:“凡有君臣中毒,大小三军,将井泉、河水放杨枝一洗,拿起杨枝,取井泉一缸,将杨枝水对众人一洒,受疾之人即刻苏醒,其腹胀立消而痊。
井河之水一经杨柳枝浸洗,毒气尽解,不妨再饮食矣。”
冯茂闻师言,大悦拜谢。
领了杨柳,一刻火鸦飞驾回城,已是日午当中了,冯茂取出大士杨枝,夫妻急如教法施去,果然一众如梦方醒,人人大泻,泄其便黄黑不等,悉属腥秽异常。
不过柳枝危时济命的信奉还在顽强地嗣续。
小说名著《西游记》第十五回也写观音菩萨为了使孙行者“到那无济无主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
,于是“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
’即变作三根救命的毫毛”
。
其续书《后西游记》第十九回描写唐半偈师徒西行至五庄观时,唐半偈被困于火云楼,为救师父,孙小圣去紫竹林向观世音菩萨求援,菩萨给他“五六寸长的一条柳枝,枝上含吸着两三点水珠”
,叫他用“柳枝上甘露水滴在火云楼上,那火自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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