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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精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只得追到黄花镇，又用法力将柳树精收服。
黄花镇的人因被柳树精闹怕了，大家拿出些钱来，建一个柳仙祠，香花供养，想敬奉得柳树精不再来兴妖作怪。
于是这柳仙村的地名，也就跟着这柳仙祠同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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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经久流传、稳定性很大的，后来柳精常代替吕祖作法，成为一个得力帮手。
从柳精与吕祖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反复较量中，可见出道教伦理精神的充分介入。
世人既不能一味依赖吕祖的救助，也不能臣服于柳精的威胁，两全其美的办法是“建一个柳仙祠，香花供养”
，如供奉各种宗教神祇一般尊崇。
柳精成功地占有了自己生存空间，也融入到世人的精神生活中。
这显然是世俗生活物种主体间生存空间征战与融合的艺术化文学化展演，精神互动的结果对现实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柳精是作为反抗金字塔式统治秩序的主体力量，具有现代生态学的启发意义。
由于佛光道影以及众多的民间传说汇入到柳文化的系统之中，柳在御灾中的功能带有民间实用性和淡化宗教界限的特点。
例如直到清末民初，成都居民在求雨活动中，依然认为龙是雨水的主宰，在街上搭起龙的祭坛，但也不忘把柳枝放到重要的位置：
以大缸存清水，里面放入柳条枝。
实际上，求雨成了一个传统的庆祝活动，而无论是否真的有旱灾发生。
……这种活动不需要表示对某一宗教信仰的忠诚，其形式也无一定之规，例如在顺城街的求雨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如驼背、瞎子算命先生、判官、猴子和钟馗，在总府街的求雨游行中就没有。
实际上这些活动不仅仅是求雨或宗教仪式，而且也是一种大众娱乐，总是吸引不少参与者和大量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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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柳枝以其物态形式所挟佛道、民间宗教的内核，既受到这种民间庆典类活动特点的浸染，而又强化了这类民间传统，在狂欢式多种情绪的宣泄中获取群体心理平衡。
[1]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十五志六十“求福祀神条”
，第25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第114—116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3]高国藩：《中国巫术史》，第37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柳将军》，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陶本《说郛》卷四十六引《景龙文馆记》《太平御览》卷九四七，《类说》卷六引，《酉阳杂俎》前集一。
周勋初主编《唐人佚事汇编》（一）卷二，第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六十二回《蓝辛石月下钉妖精，宋乐林山中识神虎》，第48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6。
[7]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三十七回《未先生卜居柳仙村，沈道姑募建药王庙》，第27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9。
[8]［美］王笛：《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与节日庆典——清末民初成都的街道、邻里和社区自治》，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第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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