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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礼节民心:礼学经典与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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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的礼制思想
我国古代以礼法治国，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
，《汉书·礼乐志》论六经之道认为“《礼》《乐》之用为急”
，因为治身者忘礼，就会暴虐怠慢;为国者失礼，就会荒乱失治。
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建立完备的礼乐制度，既是王朝政教行为的操作系统，也是一种文化哲学观念的实践。
历代王朝“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史记·乐书》），都在于以政教治人心，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根本目的。
因此，《汉书·礼乐志》总括先秦儒家的学术思想，把礼乐归于“四政”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并对礼乐制度做进一步阐述: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
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
二者并行，合为一体。
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筦（管）弦。
盖嘉其敬意而不及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
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此礼乐之本也。
这段话说明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礼、乐有“修外”
与“治内”
功用之异，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二是从施政的功用出发，礼教和乐教又是浑然一体，正如《礼记·仲尼燕居》所说“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
;三是礼乐作为理论的抽象之“体”
、“难见”
、“难形”
，所以应当落实在“用”
上，也就是彰显在“礼典”
与“诗教”
两方面。
早在殷、周时代就崇尚礼仪。
沈文倬在《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中通过田野发现与文献考古，认为“殷、周奴隶主贵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经常举行着各色各样的礼典，礼典重在实行，没有记录成文”
。
虽然到了战国年间孟子的时代，他也认为“周室班爵禄”
礼典仪式文献丧失而“其详不可得闻”
（《孟子·万章下》），但是经过汉代儒家学者对礼书的整理，周代礼制还是可以窥其大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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