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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学方法和道德心境。
所谓“孔颜乐处”
，是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主要源于对《论语》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如: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从周敦颐开始很多的儒学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
其中尤以二程问学于周氏最为著名。
孔子本意是赞扬颜回不为困境所迫而能够保持高洁的操守，还有甘于贫困、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
而宋明理学家将之上升到“道”
的高度，将“乐”
与“道”
联系在一起，赋予其道德伦理的内涵，认为体道才能达到“乐”
的境界。
颜元则是重在“习行于身”
，认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日，便身世上少一分”
（《存学编》）。
注重致用实行，反对空谈心性。
当然，阎、颜等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与顾、黄等相比已经失去了明末清初政治衰乱、呼唤救世的社会基础，也就缺少了顾、黄等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因而他们的实学观更多地体现于经籍文本之中，这些也可视为清学中兴，考据学渐渐兴盛的先声。
尽管清初批评宋明理学蔚为壮观，或提倡经世致用，或疑古惑经，都没有脱离宋儒开创的传统。
这个时期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无不“以朱子之学倡天下”
（《清史稿》），并诱之以功名利禄，同时理学内在的发展还在继续，因此还有一些学者如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传习程朱理学并成为清初著名的理学家。
清代学术发展到中盛期，仍然以经史学问为主，但是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既明性理，又重考据，还自觉不自觉地学贯汉宋，则随着文字狱的大兴，学术内部的思想分化，到了乾嘉考据学兴起，宋学开始大落，特别是一些以考据为新汉学者旁迸横轶，群凑经籍考订之途，置宋明性理之学于不顾。
从思想上说，考据学实是源于复古，所谓“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况宋以后乎”
（惠士奇《礼说》）;从治学成就上讲，则当世学者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无所不涉。
清人焦循在《雕菰集·辨学》中举经学而论考据之学云:“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乾嘉学术为主，将其分为十三类:一、经书笺释;二、史料搜补;三、辨伪;四、辑佚;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编纂;十二、类书编纂;十三、丛书校刻;合称为“科学的古典学派”
。
与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对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
的看法一致，胡适在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也认为:“中国旧有学问，只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朴学一个名词，包括甚广，大要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文字学，包括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
二、训诂学。
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
三、校勘学。
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四、考订学。
考订学是考订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胡适文集》卷二）这些说法在分类方法有所差异，但是主要讨论考据学的内涵以及考据学的一般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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