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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反映出中国自古已有的开阔的地理视野和开放的文化观念，而正是这种视野和观念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吸引和吸收外来文明的潜在动力。
从“畿服制”
到国际文化交流，贯穿始终的是“天朝上国”
的政治理念、礼仪仁德的文教思想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观念。
若论“畿服制”
，《国语·周语》即有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尚书·禹贡》也有“五服”
的记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其中，以“绥服”
代替“宾服”
，并说明每服的地理范围是五百里。
至《周礼·职方氏》，将“五服”
扩充为“九服”
，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而《周礼·大司马》则更“服”
为“畿”
，言“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
。
但不论“九服”
还是“九畿”
，西周时期畿服制的发展已较前代逐步完备。
具体说，畿服制指的是周天子直接统治京畿地区，将其余各地分封给诸侯，并依据亲疏关系确定诸侯的地位等级，同时规定诸侯必须定期朝贡的一套以周礼为核心的尊卑秩序。
其中，周朝分封宗室子弟及功臣后代至各地建立诸侯国以屏藩周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以礼治为核心的仁德治国亲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代的政权建构和文化交流。
中国数千年“通藩”
的交流史就是异族从朝贡中华文化、被华夏民族包容力感染以致互相融通、衍化出新的文化形态的历史。
直至明清，“畿服制”
的疆域随着中国国势的衰颓日趋缩小，“朝贡体系”
趋向瓦解，标志着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主角及主题的变化，中华文化在冲突与压迫中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主题。
二、农耕与游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论述中国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趋势:“中国的智识线和外国的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
，并依次提出“中国之中国”
（先秦）、“亚洲之中国”
（汉唐以迄至清中叶）和“世界之中国”
（近代）三阶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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