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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评那些替个人谋求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他对旧佛教的指斥在精神上与新佛学是一致的。
三是致用精神，这一点在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同倡导的“应用佛学”
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特别是释太虚在1918年与陈元白、章太炎、张謇等创立觉社，希望用佛法来倡导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并明确以入世作为其指导思想。
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北京佛学居士组织“佛化新青年学会”
，刊行《佛化新青年》，号召农禅、工禅以服务社会，提出“自食其力”
、“和尚下山”
等口号，用来和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这种化虚为实、变静为动的思想，开启了20世纪佛教积极入世的新道路和新方向。
与佛教相比，基督教属于西学，是伴随着近代社会西学东渐的大势来到中国的，尤其是作为“原始基督复活”
的“新教”
，由于和西方政治文化关系密切，所以它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佛学的自我更化力量。
特别是基督教利用文化来传播教义，已经充当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国学者对其接受或排斥，包括其中复杂的矛盾心理，实在难以将其剥离于文化进程的大潮之外。
但是基督教的传入，作为中国宗教改革的一部分，其自身也有特定的现代意义。
上面所讲的几个方面，虽然不是近代文化变革精神的全貌，但却是此次变革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近代文化变革的精神实质。
二、文化变革与转型带来的思考
面对着传统文化的转型，我们会去思考些什么呢?文化是一个衍生体系，在诠释中国文化转型和变革时，学人们既要考虑到外来异质文化的冲击，也应该注意到来自文化自身内部的承传和演变。
但是，这种本位文化和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考量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往往本位文化的演变已经包含了异质文化的因素，比如汉代文化的建构与西域文化的关系，宋代理学与印度佛学的关系，明末文化变革与西方耶稣会向中国传教的关系，都是不能割裂开来而作考察的。
所以文化学家谈论到本位文化与异质文化两条线索时，心中的界线和标准实质上就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这条主线。
因此，我们考察传统文化的转型，要更多地关注西学东渐以来的明末清初、鸦片战争前后以及甲午海战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三大阶段的文化裂变。
特别是甲午海战后文化变革的加剧，促使文化学者对传统文化反省得更加深入，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既具有深厚渊源承接，又富于现实精神的文化课题。
如果我们以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为主线去对待传统文化在现代进程中的转型，大致说来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去思考。
其一是种族革命与大同世界的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剧变，到20世纪初政治文化出现了三大论争，即革命与保皇、立宪与共和、土地国有与土地私有。
在建立政体问题上，原本倡导进化论的维新派却因为保皇思想而成为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的阻力，所以章太炎、孙中山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革命论，显然就成为了推进新世纪政治文化变革的强大动力。
可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其中值得思考的地方就在于唯心论者大多数提倡大同世界之说，而革命论者则多主张种族革命。
康有为在他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中，寄微言于《公羊春秋》，提出“据乱世”
、“升平世”
与“太平世”
的三世学说，并且解释说“升平世”
就是《礼运》所说的“小康”
，“太平世”
就是《礼运》所说的“大同”
，于是他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中提出维新变法之前的两千多年的政治都是“据乱之世”
。
进而又在《大同书》中勾画了理想的大同社会的景象，他认为大同社会应该消除国号，自主地建立州郡，并且统一由政府管理，就像美国、瑞士的政体一样。
所谓“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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