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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四人帮”
的流毒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严重内伤。
整个故事都是在张老师的主观视角内展开的，自然故事情节的发展也都是为他的“问题”
服务、铺垫的。
在小说中宋宝琦和谢惠敏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四人帮”
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牺牲品。
我们不否认这两个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更是两个具有寓言性的“思想符号”
，前者指证的是“四人帮”
毒害青少年的“外伤”
，后者指证的是“四人帮”
毒害青少年的“内伤”
，在对他们的刻画中基本上没有“感性”
的描写，而是充斥着理性的分析、叙述。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理念和思想化的人物与艺术性人物的根本差别，前者往往是作家“思想”
的“工具”
，它完全被作家操纵与控制，人物形象不具有任何感性审美内涵，只有借助于作家为之抽象的“思想”
才能立足；后者则以人物丰富的感性审美内涵为终极，甚至作家本人也无法决定人物的形态和命运。
而在《班主任》中，作家对两个符号性人物的刻画，其实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一种“思想”
和“思考”
，通过这种对比性的思考，小说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的呼声。
这呼声与鲁迅世纪初“救救孩子”
的呐喊遥相呼应，预示着“五四”
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新时期的重新复活。
而当我们充分确证了《班主任》作为一个思想史文本的价值之后，其作为一个文学史文本的价值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其急切的话语姿态、粗糙的艺术形态、观念化的叙事风格、思想报告性的文体都决定了其无可讳言的“过渡性”
特征。
吴义勤：《〈班主任〉：一个“超文学”
的文本》，载《创作评谭》，1998（3）。
2.这部小说的原名是《报应》，后来改成《活动变人形》，这两个名字都泄露了王蒙假托文化历史而追求的当代意义。
关于什么是报应，报应是什么，我想应该引进“活动变人形”
的概念加以参照。
活动变人形是个日本玩具，“它像一本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这样排列组合，可以组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
。
然而在另一处，作家通过小说里一个人物之口说：每个人都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都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在什么样的一块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
这三者如能和谐、能大致调和、或者能彼此相容，那人就能活着……“活动变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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