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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北岛是难懂的诗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
命名的原由之一。
北岛之难懂有很多原因。
80年代中国许多读者读不懂北岛的作品，责任在于中国50年代后的政治。
几十年的单一意识形态使人的精神、文化、乃至语言高度简化，人没有了正常的精神交流。
北岛早期的诗作其实挺简单，例如：《回答》《太阳城札记》，哪一句不好懂呢？“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是正常的诗歌语言，但是很多人丧失了阅读的能力。
对于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这是悲哀之事。
离开中国当时政治文化背景，即无法理解北岛和《今天》的出现。
《今天》诗歌的真正意义还不在其作品，而是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其颠覆了权力对语言的操纵，恢复了汉语的人文情态和诗歌语言。
这是北岛和《今天》诗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贡献。
《日子》应该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作品，体现的是少年进入青春期的生命状态。
表现的不是人的共认，也不是人的渴望和期待状态，而是个人对现实和孤立的接受，清醒冷静，在与社会的分离中孤立地延伸个人的道路。
这正是现代人格的特点。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作者清楚地锁定个人与社会的界限，拒绝阻止外部社会进入，持守个人的孤立，由此延伸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精神。
而在传统社会中，人则是主动进入社会，依靠社会共认和价值而存在。
个人孤立，这是北岛人生和写作的基点。
“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既表示对人的期待，又表示与他人关系的间接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了巨大变化，自由和宽松逐渐增长。
但是这期间他的写作却由社会的风潮重新走进个人的孤寂。
这时期他的作品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早期的积极理想精神消失——由对理想的歌唱转为对之哀悼；二是更多地学习吸收西方现代诗歌语言方式；三是对现实和个人更冷静深入地表述。
如果说“第一千零一个挑战者”
是理想的**，那么在此时他已冷静，更关注真实。
“其实难以想象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
（《彗星》）。
“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同谋》）。
理想的产生取决于人对现实的认识和期待。
认识属于理性，而期待则是生命诉求，二者相互冲突制约。
人以自身为中心，其对外部世界认识越简单有限，便有更多更强烈的幻想和期待。
“上帝之死”
，其实就是科学对人终极理想的瓦解。
北岛早期积极的理想精神有年龄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封闭和压制；当中国社会变得开放宽松，作者对人、世界有了更真实广阔深入的认识，积极的理想也就变得单薄脆弱了——其可相对一个封闭压抑的年轻生命成立，但对一种开放深入熟知世事的理性却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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