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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称其为“现代现实主义”
，所谓“现代”
，主要强调这些戏剧审视现实的现代眼光和现代意识。
形式和手法的创新当然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开放与拓展的重要方面，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戏剧家以现代眼光和现代意识审视现实，而带来戏剧的“人学”
转向与探索：现实主义从着重社会分析、干预生活、为政治服务转而关注人、描写人，强调戏剧艺术的使命是发展人的精神潜力，开拓人的精神空间，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以人性、人道、人格等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来重塑人的精神与民族的精神。
因此，这些创作既表现出审美客体“人”
的真实——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人的生命的意义、人的心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又表现出审美主体“人”
的真实——戏剧家的人生体验、生命感悟和对人本体困惑的思考，它还拓宽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的精神空间。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中国戏剧家的艰辛探索，而不断丰富、拓展和深化的现实主义戏剧精神，是卷入世界戏剧大潮的中国现实主义戏剧与民族现实拥抱，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内涵。
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探索，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是走出“**”
噩梦的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现实、历史与文化，去思考人、民族与人类在戏剧中的突出体现。
新时期理论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异化的论争，和两次“人的发现”
（从发现人的尊严与价值而呼唤把人当作人，到发现人的自身即发现自我的分裂、矛盾与困惑），又为现实主义戏剧的人学转向推波助澜。
而就现实主义戏剧拓展本身来说，则一方面，是新时期以来剧烈、深刻而迅速的变革，人们的社会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推动戏剧寻找新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传统现实主义显然还有它的生命力，但它对表现今天无限宽广、复杂、瞬息万变的生活已感不足，它需要发展，添进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布莱希特“广阔的现实主义”
戏剧观念，苏联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
理论，以及奥尼尔、斯特林堡、迪伦马特、米勒等经典剧作家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新发展的译介，使戏剧家认识到，“五四”
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更多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借鉴，随着时代的急逮变迁和艺术的深入探索，20世纪的世界现实主义戏剧，其现实内涵和艺术审美都在不断地丰富与拓展——无论是布莱希特“广阔的现实主义”
、苏联的“现实主义开放体系”
，还是奥尼尔等的现实主义戏剧新发展，它们都是经过现代主义“擦拭”
的现实主义。
这使中国戏剧家明白：“20世纪艺术领域里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汇合、渗透，已经形成一股潮流”
。
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与现代主义交叉、汇合、渗透，也就成为发展趋势。
而正是在这里，苏联“现实主义开放体系”
强调“文学恢复了自己的基本使命——研究人的本质”
。
布莱希特成熟期的戏剧创作超越仅仅是剧中人体验到的意识，通过文学的概括表现具体的伟大的人类问题，奥尼尔等的戏剧对于人本研究中所蕴含的强大的思想力量，等等，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人学转向有着根本的意义。
新时期的现代现实主义戏剧主要是在这里以其执著的艺术探索，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表现力。
90年代以来，现代现实主义在手法、形式方面的探索已经汇入戏剧主流，当年的创新如今已是习闻常见，而它更重要的方面，即现代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戏剧的人学转向与深化——却往往被忽视。
有这样两种倾向：一是视“战斗精神”
为现实主义“传统”
，注重戏剧的政治、社会功利，一是沉迷于个人情趣、寻欢**、吃喝拉撒等，缺乏思想、理想和**。
这两种倾向其外观都不乏“现代现实主义”
，但其深层内涵，却排斥、摈弃了现代现实主义审视现实的现代眼光和现代意识。
“现代”
形式和手法成为苍白、空虚、庸俗内容的绚丽包装，甚至给保守教条、愚昧陈旧的理念以时髦形态，而缺少现代现实主义对人的生存、生命和对人类共同的痛苦与欢乐的关注与描写，戏剧呈现缺少深刻的现实体验、生命感悟和哲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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