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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不仅是依恋的“故乡”
,还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的寓言结构。
……这种“城市”
对“乡土”
、“个人”
对“历史”
的背叛,既是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背离,同时也是对革命文学“乡土”
这个“起源”
的颠覆。
周保欣:《风俗化政治与文学叙事魅惑——以“萧也牧批判”
为个案的一种考察》,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288~2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
这同样是一个“鱼肉不可兼得”
“大爱”
与“小爱”
戏剧性冲突的故事,但是,阅读这篇小说没有感到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
悲剧的别扭感。
我认为它提供的经验是:一、这篇小说以历史叙事为主,而且它选择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丧失政权外逃之际作为故事背景,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党派、家国命运关联最为直接、个人选择最关键的时刻,所谓“千钧系于一发”
“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紧要关头。
小说对这一历史现场的还原,使个人、阶级、国家命运被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二、小说没有因为“大爱”
的神圣性,而轻视、忽略“小爱”
对于人生选择的分量。
作品对江玫爱情心理的细腻刻画——对齐虹“剪不断,理还乱”
的感情矛盾、抛弃爱情的艰难、割舍后的怀念,不但没有削弱她选择革命道路的神圣性,相反,由于这种选择“忠孝不能两全”
的性质,由于伴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丧失,其神圣性反被加强了。
它证实了同期同类作品中较少出现的、一种“反常的”
艺术经验:当“大爱”
与“小爱”
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即一种悲剧情景发生时(依赖于作品对矛盾场景的设置及作者还原现场的能力,不能给人人为制造冲突、制造悲剧的感觉),依从了“大爱”
的神圣化逻辑及价值取向,但同时对个人的丧失、对“小爱”
的牺牲表示了真诚的、切实的痛惜与怀念。
应该说,《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美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
三、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
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江玫走的是一条“亲情式”
的对革命的接受与选择过程,与林道静仪式性的三部曲:共产党员的指引马列思想武装与工农结合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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