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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俗生活意义的发现、臣服与认同，再现了知识分子在民众中获得生命意义的历史命题——这样的思路，当然与我们在文学史中看到的80年代背道而驰。
小说最终完成的主题，是“我”
从王一生身上，发现了生活的真谛。
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这个转变的过程，完成了王一生的英雄叙事，也完成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位置转换，小说对王一生的歌颂，是对下层人民的歌颂，相应的，也就成了对自我的批评。
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
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1）。
3.《小鲍庄》所呈现的一抹古老而又悲凉的风情，在变迁的震**中又停滞着一股静止不移的凝固力，把民族素质中的劳苦、顺从、求生、守旧、善良、愚昧的浓重的神情气质溢露至深。
也许是过于凝聚了作者的艺术思维的定向罢，以致小说的整体画面中出现的是民族的沉睡状态。
一个小鲍庄，为贫苦所笼罩，又袭来了洪水的灾难，人事的变迁尽管是流动着的，鲍彦山的添子，鲍秉德的妻子疯癫亡故，小翠子自异乡逃荒来此，拾来入赘于大姑家，然而人们的精神流向却是静止不动，仿佛如鲍秉义哼唱花鼓调的书文时沉重的音调那样的凝固不散。
小鲍庄是个至善的凝固体，没有邪恶，没有奸诈，没有贪婪，没有谁有什么害人之心，然而他们只是在凄苦中度过一生，有如乐府古辞中所描述的善良的农民们所受的凄苦情景一样。
……几千年的古国如今处在20世纪的地平线上，仍然显得如此的古老、守旧、因循、贫困，在世纪重担的压抑下，民族心理中滞留着一种守拙、迟钝、顺从、愚昧等劣质因素，揭示这类心理因素，倘立意是在改造民族灵魂，那自然就并非是消极的。
《小鲍庄》的艺术思维，正是集注于唤起这一历史感的觉醒。
正因为集注于这一点，《小鲍庄》中众多的人物的个性就极不明显，鲍彦山仿佛是鲍彦荣，鲍秉义几乎是鲍五爷，除了拾来、捞渣、大姑的面目相当清晰外，此外的人物大抵是模糊的。
然而那几个性格模糊的人物身上，散发着种种共有的凝固性的气质，那就是安分、守拙、顺从以至木讷。
人们活在这土地上，一代代传下去，人事变迁无已，但是那凝固体却久远地滞留不变。
他们的性格都几乎平淡无奇，甚至模样相似，很难说谁是变坏了的，或者变得很出色的，没有奸诈，没有贪婪，没有谁有害人之心，这是善良与愚昧久久凝固起来的集合体，是最底层和最苦难的人类本性。
最为深重的还是由贫穷与苦难浸透着的人性的沉眠状态。
饥饿、逃荒、弃婴、文化低下等等现象，起因都是贫穷之故，在《小鲍庄》小说中，对这些生活现象映射到具体的情节里去，再映射到人物的人性模式，即是一种沉眠状态的模式。
明显的原因是在贫穷导致了文化的惘知，文化惘知导致了愚昧，不消说，它与现代意识的差距，是时代的差距，只要贫穷的状况不变，意识的愚昧是很难变化的。
洁泯：《〈小鲍庄〉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1）。
4.同样是对国民性的省察与批判，李锐笔下这个乡土社会的构造确有它的独到之处。
将《厚土》的七篇作品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它们很少具有冲突的因素。
也许并非没有反抗和呐喊，并非没有真实的冲突，然而一声微弱的呐喊，对于偌大个沉寂的世界来说只是无济于事。
村民们依然干活、吃饭、睡觉。
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你觉察不到任何事变的迹象。
对于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作者采用了一种缓解手法，从未使故事发展到所谓应该达到的某种**，因而使读者因既往的阅读经验提示而产生的期待一再落空。
这种反悬念处理的效果不错。
从这些方面看，《厚土》完全是现代叙事风格。
它大胆摒弃了那种小题大做的花俏的戏剧程式，而代之以沉静、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
作者有意不展开矛盾冲突，并不是在回避矛盾，他让我们看到一幅矛盾自生自灭的画卷。
窝囊汉子脚下这片古老大地正是在矛盾的自生自灭中保持着固有的沉寂。
这里展示的人生世相足以使人心灵颤栗，却又使人欲哭无泪。
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矛盾缓解和生命窒息的过程。
小说创作一般着眼于打破平衡，而《厚土》的内在轨迹却相反趋于平衡，无疑表示着作者对中国乡土社会和农民心理的某些基本看法。
在作者眼光里，历史发展之缓慢不但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固着，更深一层看，在于农民心理的停滞状态。
这就是《看山》中所说：“山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木然着，永远不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也永远不会和明天有什么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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