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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
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39～24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象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
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
“人”
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
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语），而不是像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
的显现。
它是心灵化、内向化，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
这里绝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
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
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载《当代》，1987（5）。
5.《古船》的不同凡响之处，集中表现在其现在时的叙事层面上，即主要通过抱朴和见素的不同价值和伦理追求、不同个性行为方式的凸现和强化，来实现作家独特的人道主义的题旨追求。
作家分别赋予抱朴、见素兄弟以隋家的两种基因：“还账”
和“算账”
。
在抱朴的意识深处，父亲生前“还账”
未清，要由他来父债子还，所以始终背着隋家“欠债”
与人的沉重的十字架；而见素则是沉浸于“算账”
的躁动和**之中，“他有时想着父亲——也许两辈人算的是一笔账，父亲没有算完，儿子再接上”
。
因此，一个终日坐在“沉默的老磨屋”
中的老木凳上，成为一个背对着外部喧嚣世界的沉默的“雕像”
；一个面对充满机会和活力的现实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为“怎么办”
而茫然而“阳狂”
。
这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前者象征着一种“内圣”
式的自我敛悟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内向性价值，即自觉的道德内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带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后者象征着一种“外王”
式的自我扩张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外向性价值，即事功伟业的理想和追求，以及现实功利欲、物欲和强力意志的膨胀。
这种矛盾的价值取向，使得同在生活底层经受磨难且相濡以沫的兄弟二人，彼此却难以理解，甚至时常发生冲突。
作家所理解和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对象化在抱朴性格中的。
可以这样概括：《古船》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实是一种泛悲悯主义；其人道主义理想的目标，即消除人类的“苦难”
；其目标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张扬一种道德自觉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圣”
原则，就是要自外其身于私欲的**，遏止和泯除“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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