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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家主要通过描写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场面来表现主观的现代感受，其中想象的成分远远超出了史料；换言之，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一切历史仅仅来自个人的故事，其中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便呈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并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不可知论的阴影。
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历史小说”
完全没有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也脱离了生活发展的逻辑。
这正如批评家南帆所指出的：“‘新历史小说’所制造的仿历史话语让人疑惑不已：这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这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解放，还是历史下降为故事的道具？”
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是某种完整的、独特的、局部的和个别的东西；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为方法。”
由于新历史小说家们遁入历史，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史上面，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性的匮乏：“新历史小说”
普遍对于当代中国变动的现实，对于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应有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没能表现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问题，没能表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
。
小说取消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这种无限制的虚构，把“新历史小说”
引向疲惫、困境并成了话语的游戏，而使“新历史小说”
的“新”
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于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
小说重合。
吴子林：《先锋与回归》，见钱中文等：《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203～2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从开始掺和在现代主义潮流中得到特立凸显，是在20世纪末八九十年代之交，自此，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就成为中国文学上空徘徊的一个幽灵，已然附身和潜入当代文学中，构成了相当普泛的影响。
最突出的表现在对一些趋奉者的价值观和写作观的影响上。
在价值观上，“后现代”
的怀疑历史、怀疑真理、消解终极价值、消解精神，在清理其价值信念使之变为真空的同时又注入了“去价值”
的价值取向；在写作观上，“后现代”
的反中心、反元话语、消解作者、消解意义，在使其失去思想向心力的同时又走向所谓的“零度写作”
和话语编制。
其结果便是中国式“后现代”
创作追求的实验，在一些“后现代”
先锋创作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客观性受到了攻击，以文学的虚构代替历史、以玩世不恭嘲解历史成为小说的基调，诸如格非的《迷舟》、余华的《古典爱情》、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即是例证。
在这些小说中，对历史的虚构和想象成了随意涂抹历史的刷子，真实的历史被加工制成满足闲暇之余品玩的底本。
而在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的嘲解中，消解理想、躲避崇高就成为了相随物。
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乔良的《灵旗》讲述广西界首小镇洪毛靖自红军1934年过广西后50年的人事沧桑。
首先，与过去突出中央红军长征官兵的艰苦卓绝相异，将焦点对准长征的边缘群体，包括红四军女战士、中途被迫留下的游击队和行军中偷偷溜走甚至加入地方民团屠杀红军的逃兵。
与长征大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远，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超乎他们的理解力。
他们所做的多半是出于本能的对生的追求、对死的抗拒、友善的回馈和残酷的报复。
其次，死亡、缺失和残忍成为挥之不去、却又言说不尽的迷思。
不像鲁迅笔下的戏剧式景观，砍头成为长征途中留下的游击队员每天面对的挑战——砍头，要么被砍头。
没有观者的呐喊助兴，被杀者也不像阿Q那样努力满足人的视觉欲望，一切都显得再平常不过。
由此似乎透露出，历史的残忍和鲜血淋漓与其归咎于自然的祸根，不如说是人为的造孽。
再次，整个界首小镇洪毛靖在红军过后五十年的沧桑恩怨，都通过青果老爹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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