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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脚步。
王安忆其实有着“作家”
与“女作家”
的两张面孔。
她从“女性”
立场出发，指出了性别“个人性”
、“自我意识”
对丰富“新时期文学”
的特殊意义，她又能从“作家”
的视角，理性探讨、分析“女性文学”
思想生活上的明显不足。
她巧妙地拥有两张面孔，却能冷静地卸下来，将其中的某一张当做剖析的研究对象。
这王安忆，简直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文学生存的魔力，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她二十余年立于文坛而不败的文学秘诀之一。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3）。
7.女权主义批评已经对一个基本观念取得了共识：所谓“女性的本能”
不是天生。
这种“本能”
毋宁说是训练出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家”
就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
女性丧失了参与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和精力只能集中地转向持家。
“家”
是一个狭窄的天地，这是女性的悲哀；“家”
又使女性避免了各种场合残酷而凶狠的厮杀，这是女性的幸运。
这样，女性的历史从男权社会的主流历史之中分裂出来，她们的悲哀和她们的幸运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历史，这里所包含的温柔和母性明显地对雄性世界的残酷形成一种拒绝的姿态。
可是，更为深刻地说，女性拥有的宁静一隅本身即是男权的分配。
王琦瑶的一生衣食无虞，美貌和一匣子的金条是她的基本依靠。
不言而喻，这样的基本依靠建立于男权社会的逻辑之上。
选美无疑是男权社会制造出的游戏，金条是女性美貌的战利品——女性之美可以根据一定的比率兑换成赖以生存的物质。
因此，即使在李主任死后，王琦瑶并没有遇到像莫泊桑《项链》之中女主人公那样的重大转折。
她仍然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抚养私生子，并且在年迈的时候风韵犹存。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独特历史并不是通过反抗而获得；相反，这样的历史同样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副产品。
如果女性无意地踏入雄性世界的角逐场地，那么，她们并不拥有一争长短的资本。
王琦瑶那一匣子金条的**超出了她迷人外表的时候，男性之间的残暴就会毫不犹豫地降临到她身上——王琦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样的结局如同一个象征，虽然女性拒绝了男权社会的主流历史，但是，男权社会却有可能随时掐断女性的独特历史。
这是《长恨歌》的叙述背后存在的一个隐蔽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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