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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江玫在林道静之外提供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种模式，一种更具自主性、内在的心理逻辑更清晰、更写实的、“反神话”
的成长模式。
同样是这个原因，这篇小说在将爱情故事与宏大的历史主体结合时，显得自然、随和得多。
如果江玫也能像技术员、叶碧珍、季玉洁那样在走出感情困惑后表达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格调（像谢冕先生建议的，把红豆扔出窗外），也许《红豆》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
与美学规范。
但《红豆》显然是一部因为没有完全遵循传统与规范，而真正有所“突破”
的作品。
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
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
的话语分析》，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1）。
7.《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
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
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
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
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
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
眼睛里的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
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
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
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
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通过叙事者“我”
的作用来完成的。
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
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
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
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
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
这以后，“我”
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
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
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
，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
，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
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
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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