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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问却使刚才配合默契的夫妻身份之“假”
再次暴露在观众面前，从而使喜剧的效果又推进一步。
《酒后》中，一个英俊善良感情失意的男客的到来使夫妻情感陡生波澜，妻冒昧提出要在客人酒醉未醒时吻他一下，夫起初不同意，在妻子诱迫之下终于妥协。
而当妻子鼓足勇气要实现这一吻之恋时，客人的醒来又使她临阵退缩。
蓄积的戏剧情势扑了个空，成为一出无事的喜剧。
剧尾，当妻子为避免泄露真相使劲封住丈夫嘴巴时，其怯懦的举止对之前的放达形成了解构，从而再次引发剧场的笑声。
《一只马蜂》中，吉先生与余小姐互有好感，吉老太太却错配鸳鸯，要将余小姐说给吉先生的表兄，余小姐以需写信询问父母之意为缓兵之策并提出需要吉先生的一封信作陪。
这一智举终于促成吉先生向余小姐诉出心曲。
到了剧尾，丁西林照样又翻转一笔，让正在亲热的年轻男女被吉老太太撞见，巧妙配合演出“一只马蜂”
的假戏，化解了尴尬，也引发了剧场的笑浪。
以上这些喜剧在结构中就内存着喜剧性。
它反映着平衡的打破与恢复，恢复的力量或借助巧智，或借助情境的突然变化，而最后一笔都是对“假”
的曝光。
在丁西林的作品中，这种“喜剧性”
可以撇开外部世界的复杂形态，而凭借自身内蕴的喜剧元素来达到喜剧效果。
这种喜剧效果的形成就像物理公式一样，生活现象不过是一种实验品，反映着喜剧的公式。
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及人物的社会属性与其性格特质在这种喜剧情境的构建中并不特别重要。
事件在丁西林的喜剧中首先不是用来表现生活的真实形态，而是为构造喜剧情境而服务，它往往较为单纯，并不具有许多枝节；人物在喜剧中是作为结构性要素而存在，他的人格内涵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丁西林喜剧何以现实性不强的特征。
除了结构本身所内蕴的喜剧性，机智的语言也是丁西林喜剧的重要构件。
丁西林喜剧往往用俏皮话揭示出人或事的某种悖反性。
吉老太太数落吉先生：“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一只马蜂》）北京的主人对上海的客人说：“旁人家是主人教听差的应该怎样的小器，他是听差教主人应该怎样大方。”
（《北京的空气》）有时，剧中人用善于辩论的口才，将逻辑层层推进，使看似乖张的言论或行为最终获得情理的支撑。
《三块钱国币》中，吴太太与杨长雄围绕着“一个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东西，应该不应该赔偿的问题”
，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辩。
看起来，吴太太所说的“一个人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就应该赔偿”
是公理，但杨长雄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方法，抓住“你说是毁坏了别人的东西（应该赔偿），可是你不是别人”
这一自相矛盾的论题，予以层层批驳。
从“李嫂是不是你的佣人？”
、“你的花瓶脏了，你要不要她替擦擦？”
到“一个花瓶是不是有打破的可能”
、“谁可以把它打破？”
，最后归结出：“该有花瓶的人，不会把花瓶打破，因为他没有打破的机会。
动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才会把它打破。
擦花瓶是娘姨的职务，娘姨是代替主人做的事。
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机会，有打破花瓶的权利，而没有赔偿花瓶的义务。”
机智的语言对丁西林喜剧况味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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