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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意识的骤然觉醒与外在压抑的无形对峙，所行诸文字的便只能是那颗滴着血与泪的心。
这样的特点，在郁达夫后期创作的散文中依然明晰可辨。
《感伤的行旅》和前期散文相比，显然有了些变化：移步换景的线索与“我”
的心境变化线索都臻于完整。
但有一点是基本的，即个人心绪的变化不仅时常影响着主体对外在景物的情态，而且依然是对景物进行联结的磁石。
此时，虽然少了一些年轻的直喊，少了那些随情枝蔓的“野性”
，但内视的习惯与“化物入我”
的笔致并不曾有丝毫的更动。
二、人性、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从郁达夫散文的前后期来看，有一个明显差别很惹眼——即前期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内心，而后期着墨侧重点则在身外的山水名胜。
在初期散文创作中，郁达夫对“人性、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的具体实践是以人——“我”
为主。
“内心独白”
的肆意倾泻是他从事散文创作的功利动因。
1928年以后，郁达夫除了小说创作之外，散文创作几乎全部集中于游记文写作上，文体为之一变。
**裸地直喊基本看不到了，原来处在作品中心地位的“我”
悄悄移至边缘，个人情思的流程不再作为作品的主线被使用，景语与情语在此打了个颠倒——描景状物、掌故杂谈成为重心，“我”
反而若隐若现穿梭其间。
郁达夫显然注意到了“物承己意”
比“直抒胸臆”
更要趋近于散文的“雅”
境。
但郁氏的游记体散文绝不是纯粹的娱情记踪之作，其中埋藏着的依然是伤时感怀的忧患，所不同的只是以中年的冷峭换了年少的直喊。
因此，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后期游记中看到“内视”
的笔致。
《钓台的春昼》里的“我独立在江边，不知不觉心里头都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
贯穿首尾。
厚道的船家与常愿在祠堂里留下劣迹的过路高官的“俗”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半日游程》里感叹的是世事未变而自己已是“垂垂老了”
。
《方岩纪静》中他悟到的是古人借自然威力压抑人欲的企图。
1935年《扬州旧梦寄语堂》的结尾更是耐人寻味：“你既不敢游杭，我劝你也不必游扬，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王阮亭的江桥，《桃花扇》里的史阁部，《红楼梦》里的林如海，以及盐商的别墅，乡宦的妖姬，倒来得好些。
枕上的卢生，若长不醒，岂非快事。
一遇现实，哪里还有Dig呢！”
显然，作者对曩昔残梦的留恋正好折射了他对现实不平之愤。
“寄激愤于梦幻”
——正是他后期以游记为主体散文创作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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