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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利益取向的差异引发的“背道而驰”
。
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军阀中原大战等重压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横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
愿景的彻底破灭……《子夜》呈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包括工商、军政、城乡、劳资、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图景，以及各阶层相互间激烈且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这一切均由人物各自预设的阶层（阶级）归属和“理应如此”
的社会图谱所决定。
茅盾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由其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阶层属性规约着人物的性格。
这种追求与茅盾的理性创作观念密切相关。
他认为人物是小说中心，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人。
因此，他严格地遵循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塑造人物性格的创作原则，人物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是他关注的焦点。
在《子夜》中，茅盾自觉地将吴荪甫置于纷繁复杂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
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与丝厂工人的关系、与双桥镇农民的关系等，呈现了吴荪甫复杂的社会关系。
吴荪甫与父亲吴老太爷、妻子林佩瑶、姐姐吴芙芳、姐夫杜竹斋等家属的关系，与屠维岳、莫干丞等亲信的关系，与合伙人王和甫、孙吉人等的关系则共同构成了吴荪甫复杂的社会伦理图景。
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和伦理纠葛，都从不同侧面透示出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所拥有的复杂性格——既刚愎自用，又软弱无能。
再次，茅盾小说的理性色彩表现为其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文学认识价值的执著追求。
茅盾小说创作终极指向是记录和剖析中国社会，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如果对茅盾的小说略加梳理，俨然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的“编年史”
，并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
他极善捕捉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争取在“第一时间”
反映社会革命的进程。
《虹》通过记录梅女士的生活道路，揭示了从“五四”
到“五卅”
这一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的艰苦历程；《蚀》三部曲聚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群体——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从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一独特角度来记录大革命，真实、迅速地反映了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及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心理；《路》和《三人行》则表达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急于帮助青年认识社会的强烈愿望，力图使他们从迷茫中走出，并踏上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把城市、城镇、农村都纳入自己的视野，全方位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锻炼》《走上岗位》《腐蚀》记录了抗战初期、相持阶段及其后中国的整个社会风貌，其中包括“八·一三”
淞沪战争、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霜叶红似二月花》准备以更为宏大的篇幅描绘中国现代历史。
社会进程延伸到哪里，他的作品就跟到哪里，这是茅盾的特点——但不一定是他的优点。
同时，在按照时序理性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茅盾的创作表现出对社会现象的全景把握，这不仅是文学的把握，而且是哲学的与社会的把握。
把文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去理解，以“一角”
透视“全般”
。
这“一角”
是社会最本质的问题，那就是经济问题。
《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子夜》均是经济题材，以当时民族工业的支柱产业——“丝绸业”
切入剖析中国民族经济，指出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家的必然命运，揭示了由此带来的农村经济凋敝和小城镇工商业破败，并分析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动**不安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此时的中国社会将走向何方、其中的社会各阶层的基本命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导人们去思考和认识当时的中国现实。
茅盾的文学活动贯穿了自五四至20世纪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
他在文学翻译、小说创作、文学批评等领域均有突出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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