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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个人体验维度入手，建构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的形象：他经受的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刻骨的疼痛”
，以及由此引发的“满腔的愤怒”
，始终展示的是“勇敢、坚定”
的“阶级战士的姿态”
，以及“纯净、透明”
的“共产党员的红心”
，持续激**在胸中的是以“阶级”
为“本质”
的“强烈的爱”
和“深刻的憎”
，以及“高举红旗，向前进攻”
的壮举与信心。
雷锋的精神及形象特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
呈现高度的统一与融合。
这种抽离个体丰富而感性的生命体验及具体而复杂的历史情境的抒情方式，以宏大的政治命题或政治情绪为书写对象，赋予诗中意象特定的象征性政治内涵，以豪迈的**推进抽象的观念阐释等，几乎成为20世纪60年代诗歌的生产方式，成为“文革”
时期主流诗歌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资源。
当时诗坛中较有影响力的诗人如严阵、张志民、闻捷和部分“新崛起”
的“工农兵”
诗人都加入到了“政治抒情诗”
的生产潮流中，有力推动了这种诗体样式的发展、壮大与繁盛。
当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抒情诗”
在自身的建设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难以突破的艺术困境：一是，抒情主体的自我放逐，使得“政治抒情诗”
锁闭了个人情感空间的同时，形成一种封闭且自足的以歌颂为基调的“大我化”
抒情方式，导致诗歌情感不断走向空洞化。
与此同时，诗歌的写作者大多追求宏大的抒情结构，使诗歌情感急剧膨胀，毫无节制的情感宣泄，又造成诗歌情感的轻浮与无力。
二是，“政治抒情诗”
的书写受现实政治或具体政策的强大规约，加之诗人对政治理解日益褊狭，不仅使诗人的思想和感受的敏锐度渐趋下降，也使他们逐渐丧失处理诗学与政治学矛盾的能力，以及超越现实政治的深邃的观察力和预言力。
三是，“政治抒情诗”
诗学资源相对单一，为了抒写抽象的政治理念，大量的政治标语和口号被引入诗中，诗歌艺术因传达过于密集的政治话语的植入而呈现僵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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