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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荔枝蜜》中，作者开头写到对蜜蜂“总不大喜欢”
，感情上“疙疙瘩瘩，总不怎么舒服”
，看似随意，实已埋下了感情的伏笔。
接着，笔锋一转，开始叙事，由荔枝树写到荔枝蜜。
“喝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行文至此，便已入题，于是有了第一次的感情变化：“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
然后杨朔马上便施展他所惯用的叙述手段，通过与养蜂人老梁的对话，逐渐积蓄情感，“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
，不动声色地赞美了养蜂人并与时代主题成功对接。
最后“我的心不禁一颤”
，认识到了蜜蜂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完成了对主题的升华。
这种通过欲扬先抑使感情一波三折的笔法，在杨朔散文中亦属常见。
因而，阅读杨朔散文，常会感到线索清晰，写景状物和记人抒情都有迹可循：
开头引人入胜，继而卒章显志，终篇发人深省，所以他的作品容易被模仿；其次，散文征字选词上追求凝练、优美和生动。
杨朔的散文语言可算白话文的典范，没有多余芜杂的表述。
在文字安排上，错落有致，长短句相间，风格较为纯雅。
比较《荔枝蜜》和杨朔早期散文《木棉花》，仅从语言词句上分析，会发现后者用词激进，如“可怕的蒸笼”
、“冲动的表情”
等，文风激烈，句法结构复杂，充满青春意气，阅读冲击感强烈。
但60年代以后的散文，却有着明显的内敛和克制，多了沉稳从容之感。
显然经过反复的斟酌，读来较为沉闷，开阔感不足。
在文辞斟酌上精心打磨所追求的耐人寻味的“古典化”
，有时也不免流于矫情。
精巧的情思表达在“十七年”
时期能够得到允许，很大程度上源于杨朔对于主题炼意上的另一种“精致”
。
他能够在对日常事物的言说中巧妙地提炼出时代精神的元素，并将其纳入到集体大合唱的抒情氛围之中。
再以《荔枝蜜》为例，歌颂劳动奉献精神的作品在当时多如牛毛，不过多数情感高亢但失之粗率。
真正像杨朔这样“动情”
的散文很少。
杨朔通过艺术的笔法节制了粗放的情感，即使在表达某种富有政治寓意的思想时，也多借用象征或暗喻的手法——就像对于劳动人民的情感认同，用一句“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
来表达，轻盈灵动中含有意味的质感，精致巧妙，而非口号般直白。
当然，这种提炼具有时代局限性，因其只关注到光明的一面而失其深刻性。
二、日常生活的升华与时代意象的创造。
杨朔散文中蕴含着许多的意象或形象，如蜜蜂、雪浪花、促织、老泰山、月光等，这些意象看似稀松平常，但都被一一赋予深意。
杨朔善于通过某个生活场景，或是某个劳动者形象，抑或一个微小的物象和景象，“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中，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
[2]。
这种写作旨趣，使得他的散文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不再如“五四”
散文一样停留在对事物恣意把玩中来彰显主体的闲情雅致。
例如《雪浪花》中，“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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