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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作者的许多朋友等。
（4）此外，还有些偶一涉笔的人，如《野店》中的旅客等。
这些人物群落合起来，便组成了特定时空中人生的整体轮廓。
关于“人”
的思考，是李广田散文创作中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线索。
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上呈现出两种情形——对人的历史思考和对人的时代把握。
出现在历史范畴里的“人”
，大多数都是非自我的存在，客观的描叙传达出生活的真实，真实的文化氛围规定了人物命运的宿命性——这正是李广田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
从李广田对人物的凄婉哀诉中，包裹着他历史思考的特有审美情调：是在叙述，也是在感叹；是回忆性的写真，又是今日理智牵导下的全新审视。
在发现人的不幸的同时，也自然表露了社会的悲剧和文化的式微。
《过失》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直到现在，只要想起这件事，也还觉得是自己的一件过失，当然，要在自己家里的窗前建一座小小花园的梦，是早没有了，所担心的，只怕上了年纪的父亲还难免有一棵枸杞树的记忆。
至于那位曾经允许我移植月季花的舅爷呢，听说近来也还是在贫困中过着闲散的日子，养养鸟，种种花，也是老境了，据说又自己学着吹什么唢呐。
这是自责？还是责他？童稚的梦幻似有着沉沉的悲哀，引人向深处思考。
对“人”
作现实的思考的，更多地体现在自我的内心独白或寓言体的散文篇什中。
这些文字，都是一些极精致的自我情绪意象化的结晶。
与那些写实的文字绝不同，没有什么时间和方位，也没有刻意驱使我们去到在现实中寻找相呼应的人物，自然也没有什么情节。
通篇是自我活动的大空间，即使出现现实中的事物，也均被赋予象征的意味，实际上完全可以将之当作诗来读的。
《马蹄》《树》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三、从现实的感伤走向理想的象征。
以散文集《雀蓑记》为界，李广田散文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
“对现实的感伤”
——这是李广田30年代前期的思想特色。
这一思想不但包含着他对未来理想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在艺术创造中的审美情调的调制上。
对故土人事风物的赞美，并且不讳饰自我的乡村文化情感，这恰恰说明李广田在有意抗拒着现实。
以感伤的口吻所叙述的故土人物，虽然并不是作者理想根植的最后归宿，但它起码还可以给人以温暖。
与前期相比，李广田后期创作则淡化了感伤的情调，而呈现出某种“理想的象征”
境界。
具体而言，就是作者不再执著于观照现实的写实和对生活过程具体情景的眷顾，而是抽身出来，尽量居于人和事的高处，在对事件的描摹中把自己的现实感觉糅进去，以凸显空灵。
比如他在后期有情节和人物的散文写作中，有意使用寓言体就是明证。
人物不再是生活中实有原型的照搬，而成为作者某种理念的象征，情节过程也不再具有展示人物性格的功能，而是象征意念与现实发生联系的过程，散文的意境明显地有了理念性、超生活性。
《山之子》《谢落》正是这种创作的代表，故事中包含的意蕴主要通过夹在叙述过程中若有若无的议论来升华。
这种特征正预示了散文集《回声》（1943年）、《日记随笔》（1946年）中杂文笔法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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